我从小资社会向中资社会的转型的角度说一下杭州的治理结构变化。

一 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

中国当代发生的从小资社会向中资社会转型，实际上涵盖了很长的历史。自从中国1949年通过土地革命实现解放到1952年宣布完成土地改革，中国就陡然演变为全世界发展中人口大国里唯一实现了所有农民都拥有小额资产的国家。如果按照西方的理论来分析，那就是小资产阶级约占人口的90%。

如果说，60多年前土地革命的结果是占人口近9成的农民政治性地平均分配土地财产而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小有产者社会。那么，一盘散沙就算是很形象地表达了这种小资不能成为自觉阶级的特点。因为中国社会是小资一盘散沙；相对应的就是小资利益高度分散所需求的表达方式——四大自由和“大民主”。

随之，政府面对这种一盘散沙造成提取剩余的交易费用过高的化解方式，就是一系列提高组织化程度的制度安排——农村的集体制和城市的单位制。

这种高度组织化的制度体系下的这样一个以小资产阶级为基础的社会，客观上因资本内化于国家而由国家资本占有全民剩余，也就没有形成西方在私有制条件下进入工业化初期乃至于在整个产业资本阶段都处于社会主要矛盾地位的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矛盾对立。在这一阶级矛盾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完成了国家资本占主要份额的工业化初期阶段的资本原始积累。

在西方原始积累过程中，充满了阶级矛盾派生的各种社会冲突风险和政治制度上不利于稳定的安排，也出现了19世纪阶级政治条件下的西方模式的资产阶级政府。而中国在土改之后的小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进入一个因为相对去阶级化而得以去资本原始积累罪恶的阶段。并且，进入工业化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即使有很沉重的制度代价，也被城市的“单位制”、农村的“集体制”包容了。

当然，如果中国主流政治家和学问家们师从西方的政策过于“激进”，让本来属于小有产者的农民在农村失去土地，成为在城市中没有任何财产的打工者，进而成为无产阶级，那短期内就会很容易出现西方19世纪阶级斗争主导社会变迁的情况。

以上关于社会高度组织化的历史分析，也许就是中国人的话语表达中经常用“我们”代替“我”的原因。如果在中国的话语环境中有人经常说“我”，那一般会被认为是“海归”或者海外华人。

可以说，中国工业化的巨大制度代价，是被这种成员共有制的组织化和内部化机制吸纳了。我们多年来的研究已经提出：中国的所谓“比较优势”，主要在于这种内部化的制度特征及其相关机制；据此，应该被归类为东方经济理性。

以上简单分析，大致解释了中国与西方在工业文明阶段的差异——中国工业化不仅只能是内向型原始积累，而且在短期完成自我剥夺；这与西方外向型原始积累伴随几百年的殖民化的屠戮和奴隶制剥夺，有本质性的差别。

根据2011年初社科院公布的统计结果，中国现在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群体，总数达3亿多，比美国还多一亿（美国总人口3亿多，中产阶级2亿），并将在2015年后达到5亿～7亿。当然，对于中产阶级的标准见仁见智，也没有统一的规定。但这一结果毕竟是经过了权威科研机构的全国性调查而得出的，比一般的主观推断更有可信度。

二 中国面对新的挑战

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中国已经发生了与1949年形成最大小资人口相似的第二个巨大的社会结构变化——中产阶级的崛起。中国人当代面对世界最大规模的中资人口时遭遇的新挑战就是：能否区别于西方社会中产阶级崛起伴生的福利主义泛政治化表达，能否出观社会负担加重、治理成本过高的现代化政治弊病？

本源于小资的中产阶级崛起，带来的是利益需求多样化、利益表达多样化。同期，中国出现了纷繁复杂的矛盾纠纷，也出现了大量因利益纠纷而引起的诉讼、上访和群体性事件。这些多样化的利益诉求，很难被来自西方的传统阶级政治理论统一归纳为对抗性冲突，也不能简单地用传统的意识形态把它们归结为阶级矛盾。

这些在世纪之交由经济基础催生的政治变化，相应会带来一系列不同于20世纪小资群体占绝对比重的社会问题，不仅一般性地恶化着本来就被庸俗化的所谓“依法治理”，而且值得国人高度关注与之相关的根本性矛盾。即使新生的有产者群体主张的激进变革实现了海外主流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