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社会心态的分析水平

一 社会心态与中国社会心理学危机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大转型时期。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这种转型和社会变迁的速度都属罕见。随着城市化、全球化、信息化的不断推进，人口流动、社会结构变化、文化冲击、生活方式转变、价值观多元都充分凸显，传统农业社会、现代工业社会、后现代都市社会在同一时空中汇聚交融。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关系和利益格局不断发生变化，财富分配、地位变动、价值观念更新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冲突不断涌现，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个体行为、集体行动。所有这些现象和特征都构成了非常复杂的社会形态，也影响并形成独特的社会心理和社会心态。

然而，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国社会心理学家却表现出“集体失语”。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基本上很少关涉当下的现实话题，在公共领域有关社会问题的讨论中，几乎听不到社会心理学家的声音。

社会心理学家“集体失语”的原因在于国内主流社会心理学的体系实际上是美国的社会心理学体系，使用的是美国社会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延续的是美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课题，习惯于把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关注的问题看作是普世的问题，进行所谓的“与国际接轨”的“规范”研究，这就使得国内社会心理学家仅仅能够有限地解释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现象，而把宏观社会的心理层面的探究排除在外。这种没有中国现实问题意识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模式，在中国快速的社会变迁背景下无所作为，不能进入中国学术讨论的视野，也无力参与学科对话。中国的社会心理学陷入危机而不自知。

正如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所说的，“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社会心理学所取得的真正进展并不在于实证研究或理论建构方面，而在于它将自身社会的紧迫问题作为研究的主题和理论的内容。除了方法技术上取得的成就之外，美国社会心理学的主要成就在于将美国的社会问题转化为社会心理学语言，并将其作为科学探索的对象。因此，如果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怀着比较研究的目的来吸纳那些来自美国的文献的话，那么我们就只是接过了另一个社会的问题和传统，我们就只是以抽象的方式去解决美国社会的问题，因此我们也就退居于一个狭隘的科学研究的领域当中了，与我们自身所处的社会相脱离使我们对之毫无兴趣”（莫斯科维奇，2011）。在莫斯科维奇看来，社会心理学家在“证明众所周知的事情”（莫斯科维奇，2011），也就无法与其他社会科学对话，从而表现为“专业无知”（莫斯科维奇，2011）。

如果说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危机之一表现为不关注“中国社会”的话，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另一危机则来自社会心理学这一学科本身遇到的危机，即表现在多数研究停留在对“个体”心理的探索，而缺乏对“社会”心理的研究，这与主流社会心理学所继承的美国社会心理学传统有关。传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是个体，G.W.奥尔波特（Allport，1968）宣称，“社会心理学试图理解和解释：个体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怎样受到他人的实际的、想象的或暗示的在场的影响”，F.H.奥尔波特认为，“没有一种群体心理学在本质上和整体意义上不是个体心理学”（Allport，1924）。主流的社会心理学把社会理解为个体的相加，实质上否认了“社会”心理的存在。莫斯科维奇批评说：“社会心理学家常常问是谁将个体进行社会化，但却忽略了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即是谁将社会进行社会化的呢？”（莫斯科维奇，2011）他认为社会心理学是“社会科学”，而主流社会心理学把社会心理学理解为“行为科学”，关注的是个体在他人在场的情况下是如何行动的。他指出，“我们应当将行为置于‘社会’当中，而非将‘社会’置于行为当中”。他进一步指出社会心理学领域是由社会主体构成的。“社会主体是指那些创造自己的社会现实（事实是他们唯一的现实），并形成彼此间团结的纽带以及差异性的群体和个体。意识形态是他们的产物，沟通是他们交换和消费的途径，语言则是他们的通货”（莫斯科维奇，2011）。豪格和阿布拉姆斯（2011）也指出这种把社会心理还原为个体心理的还原主义是社会心理学产生危机的根本原因。

因此，我们认为，化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必须从找回社会心理学的“社会”入手；而对于中国的社会心理学来说，必须找回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