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问题的提出

陶瓷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广东是我国最大的陶瓷生产和出口基地，也是中国陶瓷城、中国陶瓷产业总部基地。广东陶瓷出口贸易保持稳定增长，贸易量和全国占比从1992年的2.33亿美元和32.61%增长到2012年的56.28亿美元和33.61%，其中出口贸易量比1992年增长了23倍左右，52.43%的全国占比最高点出现在1999年。

2000年以来，广东陶瓷企业的出口不断受到欧盟及其他新兴国家的反倾销案的冲击。2001年印度对中国陶瓷企业抛光砖征收每平方米8.28美元的反倾销税，韩国、菲律宾、乌克兰等国家也相继提出反倾销调查。2011年欧盟公布对华陶瓷倾销的终裁结果，除税率为26.3%的4家企业、税率为29.3%的1家企业、税率为36.5%的1家企业，税率为30.6%的120多家企业外，其余企业均面临惩罚性关税69.7%，这是中国陶瓷企业遭遇到的最大规模的反倾销，广东陶瓷企业及其陶瓷出口遭到沉重打击。此外，低碳、清洁生产与生态环境保护带来的压力也促使陶瓷产业转型升级，陶瓷企业产品同质化竞争、生产能耗大、原材料价格提升等因素都制约着广东陶瓷行业的可持续发展。2006年，佛山出台《佛山市禅城区环境保护规划（2006～2020）》的子规划——《禅城区大气环境保护规划》，明确禁止陶瓷企业使用煤燃料，并对粉尘、二氧化硫、噪音污染进行规制，规定城区陶瓷企业只能使用高价燃油而不能使用成本较低的其他燃料，高生产成本给广东陶瓷业形成较大的制约，日益严格的环保门槛使陶瓷企业的转型升级变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房地产宏观调控、汇率波动等外部因素，也影响着广东陶瓷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广东陶瓷面临着削减生产成本、转型升级、有效应对反倾销，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困局。因此，通过研究广东陶瓷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挖掘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因素，促进广东陶瓷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报告从低碳与反倾销双重约束下广东陶瓷产业贸易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出发，在定性分析广东陶瓷产业贸易现状及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通过理论模型分析广东陶瓷产业贸易在低碳与反倾销约束下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并提出具有参考价值的建议。

二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产业集群动力机制是产业集群的内在核心问题，其构成和作用原理十分复杂。有关产业集群的动力机制研究，主要有3类观点^[1]：第一类产业集群由市场自发形成，其结构形成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受非市场因素的影响很少；第二类是产业集群在很大程度上由该地区独有的要素禀赋、供给、需求、政府政策等引致形成。例如，多数生产性技能或技术的扩散具有一定的范围限制，超过这个距离，其扩散能力便会快速下降，因此这些因素受地理因素的制约程度很大^[2]；第三类就是上述两种观点的折中观点，波特（Porter）的“钻石模型”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产业集群动力机制理论模型，“钻石模型”认为产业集群既要有市场竞争的参与，又强调禀赋因素和政府政策的作用，即决定一国某一产业的产业竞争力的有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支持产业，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4个决定因素，它们之间具有双向作用，形成钻石体系；同时，不能忽略两大变数（政府与机会）的效果，机会是无法控制的。

近年来，在产业集群动力机制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因素、作用机制研究方面。Steven（2010）将美国硅谷和底特律的集成电路、汽车产业集群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形成发展的影响因素，使用组织再生与遗传思想来解释产业集群的动力机制。国内学者魏守华（2002）以嵊州领带产业集群为例，从社会资本的地区分工、外部经济、合作效率、技术创新和扩散等方面，探究其动力机制及存在问题，强调竞争优势对产业集群动力机制的影响。马建全（2007）以广东特色产业集群为例，分析产业集群在各个阶段的动力机制，提出集群技术创新能力是产业集群活力的根源。高云虹等（2013）认为产业集群空间优化的路径选择存在于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层面，强调技术进步及其溢出效应、制度变迁及其扩散效应所起的作用。部分国内学者从复杂科学、生命周期理论、技术创新等角度研究产业集群的动力机制。刘恒江（2004）等提出从理论基础、建模和量化、个性化、动力机制与集群治理结构以及集群竞争力等几个方面研究产业集群动力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