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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海域使用权市场化出让制度的法律与政策思考

    作者:邹平 出版时间:2015年05月
    摘要:

    市场是当前各种自然资源配置的重要场所。《海域使用管理法》等相关立法明确了海域使用权可采取招标、拍卖等市场化方式出让。但深圳作为沿海城市,目前尚未实现海域资源的市场化出让。本文结合深圳实际情况,分析了深圳建立海域使用权市场化出让法律制度的必要性以及应考量的主要问题,进而从出让方式、招拍挂制度、价值评估、交易平台等方面,提出建立海域使用权市场化出让法律制度的具体建议。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海域作为一种重要的共有财产资源[1],也应发挥市场作用,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海域使用权市场,以实现海域的物尽其用及海域物权的保值增值。但令人遗憾的是,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城市,海域资源管理明显滞后。相较于土地资源完善的政策法规体系,其在海域管理方面不仅缺乏完善的政策法规支撑,而且在资源配置方面仍维持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审批模式。虽然这种模式可以强化政府对海域资源配置的宏观调控,但过多的人为干预不仅增加了交易成本,而且行政审批中蕴含大量的权力资源,容易滋生权力寻租等腐败行为,同时也有违国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政策导向。因此,如何通过立法尽快构建科学、合理的海域使用权市场化出让机制,成为当前深圳完善海域资源管理的重要课题。

    一 海域使用权市场化出让制度的建立及深圳的实践情况

    (一)海域使用权市场化出让制度的建立及实践

    我国海域使用管理发展较为滞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海洋产业仍以传统的海盐生产、渔业捕捞和海洋航运为主,海域使用长期处于自由准入的状态,海域使用管理粗放,海域出现了无度、无序、无偿的局面。为加强海域的综合管理,保证海域的合理利用和持续开发,国务院财政部、国家海洋局于1993年制定出台了《国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海域使用权”概念,实行海域许可制度和海域有偿使用制度,建立了海域使用的行政审批制度。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海域使用权管理表现出了浓厚的行政色彩。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以及海洋科技力量的日益增强,中国海域开发利用从传统的渔业、盐业和交通领域逐步向旅游娱乐、围海造地、工矿、海洋工程等领域延伸。面对有限的海域资源,海域资源使用竞争日益激烈。单纯的行政审批已无法满足日益形成的海域资源市场。海域使用需求者对海域使用分配的公平性及公正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发挥市场在海域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逐渐成为共识。2001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海域使用权可以通过招标、拍卖等市场化方式取得。海域使用权市场化出让制度得以建立。2006年10月,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规范海域使用权管理,国家海洋局制定出台了《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进一步细化了海域使用权招标、拍卖的程序和条件等内容。自2011年以来,国家海洋局大力推进海域使用权市场化配置,将“发挥市场在海域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作为一项基本任务。在《2014年海域综合管理工作要点》中进一步强调要“全面推行海域使用权招拍挂出让”,“减少对海域资源的直接配置”。

    此外,沿海省市也不断推进海域资源市场化配置工作。河北、天津、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等沿海省市在国家立法基础上,分别在其地方法规或政府规章中明确规定了海域使用权的市场化出让制度,并开展海域使用权招标、拍卖实践。福建省泉州、漳州、宁德等市专门成立了“海域资源市场化配置工作领导小组”,威海市出台了《威海市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海域使用权办法》(威政办发〔2012〕8号),钦州市制定了《钦州市海域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暂行办法》(钦政办〔2012〕99号),河北省海洋局发布了《河北省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海域使用权管理办法》(冀海发〔2013〕16号)等,极大地推动了海域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实践发展。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已实施十多年,我国海域使用权出让方式逐渐从行政审批的单一方式过渡到以行政审批为主、招拍挂为辅的混合方式。但自2005年开展海域使用权招拍挂的实践以来,将近99%的海域使用权通过审批出让的方式取得,海域使用权招拍挂占海域使用权出让总数的比例基本稳定在1%左右[2]。全国海域使用权招拍挂水平明显较低。

    (二)深圳海域使用权市场化出让的实践情况

    虽然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经过30多年的发展,在体制机制、经济发展、城市建设、资源管理、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文化建设等领域获得了巨大成就,起到了先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