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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社会法治 建设“一流法治城市”

    作者:罗思 陆俊仪 出版时间:2015年05月
    摘要:

    社会法治是当前深圳法治建设的薄弱环节,加强社会法治建设是深圳全面深化法治、推进一流法治城市建设的固本之举和必然要求。要摒弃法律工具主义观念,把法治作为社会治理的根本方面;健全法律体系,以法律平衡社会利益,有效保护公民各项权益;着力构建多元共治的法律框架,依法协调和化解社会矛盾;加快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夯实社会法治基础;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和依法监管社会组织,促进社会依法自治;加强网络治理,依法管理虚拟社会。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战略部署,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治总目标,站在“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对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同时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把加强社会法治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主动推进社会法治建设。社会法治是指通过法律实现对于社会生活和社会管理领域的全面调整,用法律界定社会主体的权力边界,规范各社会主体的行为,保障各社会主体循法而为、依法而治。简而言之,社会法治就是通过法律、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方式来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经济特区整体经济实力和市民生活水平迅速提升,但相比经济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深圳社会建设相对滞后。特别是近年来,社会分层的日益复杂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及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导致各个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诉求不断增多,因利益诉求受阻而采取过激行为的事件也不断增多,社会矛盾呈现加剧化态势,社会风险不断增大。可以说,社会法治是当前深圳法治建设的薄弱环节,是“一流法治城市”建设中的一个显著短板和重中之重。加强社会法治建设,既是当前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具体举措,也是深圳全面深化社会法治、推进“一流法治城市”建设的固本之举和必然要求。

    一 当前深圳社会法治方面的存在问题

    (一)法治思维欠缺,重行政和经济手段,不善用法律手段化解社会矛盾

    法治思维欠缺,这一现象既体现于部分领导和干部中,也存在于许多普通民众中。主要表现在,一是部分领导和干部片面认为加强社会管理就是加大管理力度,随意将“维稳”扩大化和盲目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为了维持稳定不惜侵害民众利益。二是一些民众不依法表达诉求,习惯遇事找政府,权利意识觉醒与维权理性不足之间矛盾突出,许多民众一方面渴望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却不满法律程序上的种种限制;一方面认为他人违法侵害自己权益,另一方面自己却坦然违法;一方面以法律为武器,另一方面却极容易以极端方式维权。

    (二)社会管理法律体系不完善

    与较为健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相比,深圳的社会管理相对滞后,相关的社会管理法律体系也存在较大空白,不能有效应对新的社会问题和回应社会需求。具体表现在:一是社会管理领域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无法可依问题,缺乏相应的社会法律规范;二是社会管理部门法之间缺乏协调,系统性不强,有些法律规定内容相抵触或者不够衔接、可操作性差;三是法律对侵害行为的威慑作用不够,社会违法成本低,导致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问题突出;四是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相关法律制度、机制还不健全,渠道较少,参与方式单一,信息不对称;五是缺乏制度化的社会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和平台。虽然我国宪法、立法法、选举法、信访条例等对公民利益诉求表达有原则性规定,但现行法律对社会利益表达缺乏法定程序的具体规定,同时在社会利益表达受阻时,也缺乏法定的救济措施。

    (三)对社会组织的监管不足

    一是在监管理念方面,尚未走出过去重入口管理、轻日常管理的传统模式。二是现行法规缺乏对社会组织的信息、财务公开制度等方面的明确规定,特别是规范社会组织收费行为的法规滞后,对违规收费行为进行处罚的依据不完善,缺乏行之有效的收费管理和财务监督制度。有的社会组织违反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存在凭证账簿不完善、会计核算不规范、未按规定设置账簿、费用支出不规范等问题。有的社会组织借评比、达标、表彰等活动之机,向参与的企业或组织收取费用。有的社会组织违规变相开展营利性经营活动,获取非法收入。三是缺乏专业和统一的执法力量,外部监管力量薄弱。社会组织违章经营、违规办事和违法活动时有发生,甚至一些社会组织发起人受利益驱使,存在被境外势力渗透的现象。对社会组织的违规违法行为,在监管上还存在信息不畅、监管不力、处罚不严的现象。

    (四)网络社会管理有待规范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互联网成为反映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深圳的互联网普及率在全国最高,达到76.8%,这一普及率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相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