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社会整体发展的中心和动力场。在对城市文明的探索中，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城市的本质应归结于“文化”。著名城市史研究专家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如果我们仅研究集结在城墙范围以内的那些永久性建筑物，那么我们就还根本没有涉及城市的本质问题。”“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集，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并经常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的复合体——它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依。”^[1]对城市而言，文化的繁荣强盛有助于提升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有助于保障广大市民的文化权利，有助于提升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有助于塑造城市形象、扩大城市影响力。城市的发展水平、发展质量，城市的综合实力、竞争力和影响力，归根到底取决于其文化软实力。文化价值是城市的核心价值，文化强盛是城市发展的最高目标和终极追求。

但是，并不是任何一种文化都能为城市的健康快速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价值支撑和精神力量。文化对城市的重大影响和作用，既可以是积极的、有利的，也可以是消极的、有害的。关键看选择什么样的城市文化、塑造什么样的城市文化精神。城市文化精神是一个城市市民普遍的精神品格和道德理想的综合反映，是城市的文化气质和文化内涵的鲜明体现，是城市的灵魂和文化的精髓，是推动一个城市健康发展的内在动力。城市文化的强盛主要不在于形式上的繁荣和数量上的庞大，而在于文化发展的质量，在于城市文化精神是否刚健有力。城市的文化本质，真正凸显的是城市文化精神的核心地位和根本意义。因此，大力打造创新活跃、充满生机活力的城市文化，培育和塑造刚健有力的城市文化精神，对城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更为根本的价值和意义。这应该成为当下中国城市尤其是先锋城市的自觉意识。

一 “刚健有力”——城市文化精神的新自觉

培育什么样的城市文化精神，取决于对文化的价值判断、优劣甄别和长远审视，反映了一座城市的文化自觉所达到的高度。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但同时也不主张‘西化’或‘全面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2]应该说，倡导刚健有力的城市文化精神，正是以这样的“自知之明”为基础的。

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经常会看到，城市文明在有的国度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往往会“繁荣”成追求奢靡文化甚至带有病态性质的文化。这种奢靡文化的繁荣，不仅不能成为城市文明进步的“正能量”，反而会成为国家或王朝盛极而衰的征兆。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我国南宋时期的临安，作为偏安东南一隅、人口超过百万的都城，上承北宋汴梁的文人及市井文化风习与余韵，其娱乐休闲文化不仅得以继续发展，而且达到了高度发达、繁荣的地步：瓦舍、勾栏，熙熙攘攘，美酒、笙歌，通宵达旦，其市民文化生活在当时的世界上可能是最丰富的。然而，这种娱乐文化的发达却是与当时积弱的国家政治形势极不相称、甚至背道而驰。有人说，南宋亡国有三要素：民穷、兵弱、财匮，但正如南宋学者王应麟所指出的那样，这皆源自当时士大夫的无耻。也就是说，大敌当前，南宋朝野上下那种追求享乐和怡然自得的苟安心态，那种人为的懈怠所引起的文怡武嬉、不思进取，才最终导致南宋的灭亡。相似的例子还有古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兴起和伟大是众所周知的，其衰落和灭亡也有多种原因。其中，罗马人寄生虫般的生活方式和过于追求休闲娱乐的价值取向，可谓其最后消亡的文化动因。在古罗马，人们信奉“打猎、洗澡、游戏、找乐子——这就是人生”的生活哲学，追求有趣与享乐的生活：残酷的角斗士比赛、庞大的赛车俱乐部、遍布全城的公共浴室和剧场等，娱乐休闲文化的高度发达无形中消磨着罗马人的进取意志，它把罗马鼎盛时期那种虎虎有生气的文化追求价值给消弭掉了。刘易斯·芒福德曾把雅典和罗马城看做城市发展的两种基本类型，认为雅典创造的古希腊文化“讲求体魄健壮而又精神健康”，正是这种文化创造了希腊哲学、荷马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