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中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提升领导干部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至关重要。当前，贵州正面临巨大发展机遇，同期公共领域正面临思想意识多元、行为方式多变、利益诉求多样、矛盾纠纷多发等动态复杂性问题，领导干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

一 贵州领导干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一）有关概念界定

1.治理理论及其内涵

政治学概念上的治理理论是“舶来品”，源自西方国家的多中心、权力制衡和个人主义，实践根源是政府主体和公民社会角色的博弈和再定位。治理理论集大成者格里·斯托克认为，治理所求的终归是创造条件以保证社会秩序和集体行动。^[1]按理论界比较权威的定义，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是各个社会主体运用公共权威来维护社会秩序。^[2]两个定义均认为社会管理存在界限模糊、公私机构存在权力依赖及社会秩序需要协作网络。中国语境下的治理植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下的治理，区别于西方国家的治理模式。总的来看，中国语境下的治理应立足中国发展实际和阶段性特征，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自治和公众参与的渐进和协商道路，通过构建各权威主体之间良性协作与互动机制，实现公共领域的挤出效应和各主体利益均沾的“帕累托最优”。

2.治理能力及其内涵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互为基础和条件，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制度保障；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要求。不过，纵使有最完备的国家治理体系，如果官员的素质很差，贪污、腐败，没有公信力，能力很弱，那么再好的制度也运转不起来，也不能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3]由此可见，治理主体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至关重要。综合来看，治理能力包含国家和个人两个层面。按照“善治”标准，国家治理能力涵括合法性、法治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有效性、参与性、稳定性、廉洁性和公正性等基本特征，内容包括获得合法性能力、公开透明能力、承担治理责任能力、法治规范能力、及时回应能力和廉洁自律能力。^[4]领导干部个人治理能力不仅包括使用职位权力带领属下完成目标任务的能力，同时包括使用非职位权力凝聚和激发属下干事创业的能力，具体包括决断力、学习力、凝聚力、激发力、执行力、亲和力、影响力和应变力等。

3.治理能力现代化内涵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经济、国防、科技等领域提出过诸多现代化，但政治层面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第一次讲。这既是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治国经验的理论总结，也是对新时期各种严峻挑战的主动回应，展示了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其中，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优化资源配置、化解社会矛盾、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及实现战略发展目标等的重要保证，领导干部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是确保总目标实现的关键变量和核心要素。从政治学视角理解，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政推动多元权威主体共同管理社会事务的过程，其判断标准涵括政府自身的透明性、责任性、法治性、回应性、目的性、系统性等特征，以及政府与市场主体和公民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民主协商和协作共赢等特征，具体包括治理理念现代化、技术方式现代化、政府流程规范化、权力清单科学化、公民参与制度化、政府行为透明化、社会管理法制化和社会组织发展等内容。

（二）贵州领导干部提升治理能力的实践根源

1.接轨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沿着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轨迹，政府治理趋向总体呈现螺旋上升态势。从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伴随的政社合一，到市场经济确立期间权力边界过大和权利定位不清伴随的管控叠加，再到十八大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和协商民主确立背景下治理现代化的提出，政府治理逐渐从权力主体的唯一性、权力运行的单向性等全能型特征，过渡到社会力量等多元主体有限参与、权利不完全性的威权型特征。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结构深刻转型、思想意识深刻变化、权利诉求深刻调整等原因，和全国情况相仿，公共领域呈现的边界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