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2014年1月13日，贵州省黔东南凯里市发生了聚众赌博违法犯罪特大爆炸案。该案发生后，省委书记赵克志、省长陈敏尔做出重要批示，要求从“平安贵州”“法治贵州”建设大局出发，坚决出重拳整治、严打赌博犯罪行为，并由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副省长秦如培同志亲赴现场处理。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部署下，贵州省各级公安机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赌博违法犯罪实施了严厉的打击，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赌博问题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特别是在贵州省部分农村地区仍较为严重。严打赌博违法犯罪行为，净化社会风气，提升政府公信力，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是贵州省实现“三化同步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基本保障。

赌博是意在博取他人钱财的一种不正当的娱乐，它是按一定的规则进行游戏，分出胜负，决定输赢；负者要把事先议定的钱财或抵押品无偿给予胜者。它将胜负与财富、金钱的得失联系起来，它不是依靠努力劳动获得收益，而全凭机运获利。因此，赌博是一种契约行为，是当事人之间根据一定的契约，以某种客观事实发生与否的偶然性或某种客观事实的不确定性去确定输赢的行为，从而丧失或获得约定的财产或其他权益。由此可见，赌博作为一种意在博取他人钱财，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是人类的一种不良天性，因其严重危害民众身心健康、败坏社会道德风气，对经济社会发展、社会治安秩序、人民安居乐业危害极大，是历代政府明文规定禁止的违法行为。从贵州省农村赌博的形式看，主要有滚地龙、干子宝、炸金花、抓包谷子、杀拱、麻将以及网络赌博等。

当前，国内学界对赌博问题的研究主要可以归纳为：一是从历史视角对赌博问题进行了相应的研究。郭双林查阅了相关的历史资料，较为系统地归纳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赌博类型和政府禁赌情况。也有学者从赌博产生的背景、不同阶层的参赌情况和各个时期的禁赌来梳理我国的赌博史。戈春源在对我国赌博产生的历史渊源、赌博的形式、各类赌徒及骗术、赌博的地区差异及危害以及禁赌情况等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与分析的基础上，就赌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此外，杨乐生运用历史学科研究范式比较系统和全面地展现了我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赌博概况，并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我国历代赌博的奇观，为认识我国赌博历史梳理了清晰的脉络。二是从社会转型视角对赌博问题进行了相应的研究。王从玉从赌博的危害入手，指出赌博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病”，并提出了相应的治赌措施。倪晓锋认为赌博行为与农村社会的内生性有着紧密关联，在转型背景下，农村地区的赌博行为并非农民的无理性行为，而是在农村村庄内少有的自发集体行动。事实上，我国赌博的陋习根源于历史、经济及文化等宏观因素中，在转型时期，我国农村精神文化建设滞后和法制观念淡薄是赌博泛滥的主要原因，若任其发展必然会导致社会非健康运行，腐蚀人们的灵魂、败坏社会风气、扰乱社会秩序，甚至引发犯罪行为等。三是从文化视角对赌博问题进行了相应的研究。涂文学将近代以来我国与西方赌技进行了比较，指出中西方的赌博观念、赌具形制和赌博方式都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出现是因中西方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传统。事实上，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区赌博现象的丑恶行为和畸形文化就进行了严厉的打击。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精神文化建设滞后的出现，赌博行为被农民当成一种娱乐休闲的民俗现象也不少见；同时受经济发展和商业繁荣的影响，人们开始追求个性解放，社会的奢靡之风和纵欲拜金之风日渐盛行，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赌博现象正好切合了这一社会现象，因此获得了快速发展。四是从法律视角对赌博问题进行了相应的研究。苏长青等从我国惩治赌博犯罪的立法沿革入手，分别对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唐宋辽金元等时期的禁赌法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阐释，为赌博立法提供了借鉴。在关于赌博与赌博罪的认定上，包启瑞从赌博与赌博罪的概念入手，进行了较为明确的界定。在赌博行为除罪化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将以赌博为职业规定为犯罪并不是出于保护法益的需要，而是刑法泛道德化的表现。显然，开设赌场专门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