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及数据来源

可肯定地说，未来数十年间，农民市民化将一直是全国及各地区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正如海涅曾说过，“每一时代都有它的重大课题，解决了它就把人类社会向前推进一步”。那么，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在推进“四化同步”战略、实现“新三步走”目标的前进征程中，中国又将如何应对农民市民化这一重大课题？对此，虽众说纷纭，但“农民市民化”问题不仅牵涉着“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口，而且事关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理应成为学界、政界共同关注的重大议题。

作为我国最典型的欠发达、欠开发地区，贵州经济发展落后、工业化水平低、城镇化步伐滞后、市场化程度不高、自然环境恶劣、区位劣势凸显、农村贫困面宽、全面小康程度低……几乎浓缩了我国落后地区的发展形态与一般特征。正是这种“先天性”和“后致性”的不足，导致贵州城镇化发展与工业化进程之间的错位，呈现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象。更需指出的是，当人们欣喜于贵州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倍加感到“农民市民化”带来的巨大压力与挑战。所有这些，虽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但对于贵州地区而言，其农民市民化究竟达到什么样的发展水平、处于哪个阶段、选择何种发展路径与思路，则是本研究所需关注和探讨的重要议题。

就本研究而言，选择以“农民市民化”作为研究对象，究其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农民市民化进程，事关贵州“四化同步”的进程，具有战略性影响；二是农民市民化发展的取向，事关贵州社会结构的变动及趋势，具有系统性影响；三是农民市民化程度的高低，事关贵州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具有关键性作用；四是农民市民化路径的选择，事关贵州“三农”问题的走向，具有全局性意义。

本研究循着“认识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目标，以“构建农民市民化测量指标体系”为理论基础，以“农民市民化状况问卷调查”为实证支撑，以“客观维度与主观维度相结合”为分析方法，旨在客观、真实、全面地考察和研判当前贵州农民市民化的实际水平及所处阶段，正确审视贵州农民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局及障碍，进而探索和思考城镇化进程中推进贵州农民市民化的可行路径与对策思路。

基于上述认识和缘由，为了科学把握当前贵州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的真实状态，深入剖析农民市民化面临的发展陷阱与障碍，2014年4～12月，笔者组织开展了“贵州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状况”大型问卷抽样调查，同时进行了部分典型研究和个案访谈，获得了大量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在此次问卷调查中，其内容包括被调查者的个人及家庭情况、工作状况（工作、就业、收入）、生活状况（居住、消费、文娱）、交往状况（社区、人际、网络）、权利状况（人权、组织、政治）、心理状况（信心、体验、认同、评价）等六大部分，共包括57道问题。根据项目的设计及研究条件，我们将贵州省作为此次抽样调查的目标区域，调查范围涉及全省五个市（州）所辖的10余个县（区、市）；调查样本涵盖不同性别、不同民族、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收入、不同区域的农民。在具体实施问卷调查的过程中，正式发放调查问卷600份，回收有效问卷506份，有效回收率84.3%，符合大型社会调查的要求与标准。在有效问卷中，从类别看，农村居民占37.0%、农民工占36.4%、失地农民占10.0%、城郊农民占5.5%、生态移民占5.7%、其他占5.5%；从分布看，贵阳市占19.96%、遵义市占22.73%、黔东南州占17.79%、铜仁市占20.36%、毕节市占19.17%。若无特殊说明，本研究中的数据资料均来自此次抽样调查数据。

在本研究中，“农民”是指具有农村户籍，年龄在16～65周岁，并在贵州省内工作、生活的农民，主要包括农民工、城郊农民、失地农民、生态移民、农村居民等。我们所探讨的“农民市民化”，是指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基于城市一系列角色、身份、权利、行为、观念等内容的转变过程，既包括内涵式的市民化，又包括外延式的市民化，并具体表现为“五化”过程（“五化”即城镇化、非农化、专业化、城市化和同等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次调查样本未覆盖贵州跨省外出务工农民等群体，因此，本研究的分析与讨论，仍主要反映和体现的是样本群体的基本状况，虽具有较好的样本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