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与数据资料

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整个社会系统及组成部分均处于不断调整与振荡的环节之间，并呈现出大汇聚、大碰撞、大综合的变动格局。消费结构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子系统和组成部分，往往有其特定的关联性，透视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建设的水平及阶段，体现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建设的轨迹与成效、问题与困境、规律与趋势，因而不断受到社会学及其他学科关注和研究。

作为经济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消费结构通常指居民消费中各种消费品的比例结构，在宏观上是消费、储蓄与投资的比例结构。在本研究中，我们所关注的消费结构也离不开经济学意义上的消费结构，但是社会学更关注消费主体的结构和社会属性，关注消费物的结构与人的结构之间的关系和结构协调度。换句话说，在社会学意义上，消费结构主要是指不同消费主体的消费关系和消费比例结构^[1]。

事实上，无论是消费支出，还是恩格尔系数^[2]，均是反映消费结构的重要指标。通过这些指标，可从很大程度上研判一个家庭生活水平的高低。这是因为，通过实际消费支出的大小、食品开支在家庭总支出中所占比例的大小等方面的考察，可以大致推知一个家庭生活水平的高低状况。事实表明，消费支出越高、恩格尔系数越小，那么该类家庭消费水平也就越高；反之，则越低。

值得指出的是，在已有社会结构的研究中，极少有学者将西部地区作为关注和探讨的视阈，而对该地区消费结构的专题研究则更少。基于此，如何在广泛开展社会结构研究的基础上，将目光聚集在消费结构这一子系统上，并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扎实的调研，对改革开放30年来贵州等西部地区消费结构的变迁过程进行系统的研究与总结，有利于科学认识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加快同步建成小康社会步伐；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衔接好产需关系；有助于促进消费结构乃至社会结构的改善与优化。

鉴于上述分析与理由，本研究以贵州统计年鉴资料（1978～2014年）、2014年“贵州地区社会发展与结构变迁状况”问卷调查数据^[3]、中国统计年鉴资料（2014年）为基础，通过“时间”“空间”双重维度的考察，以科学审视贵州城乡消费结构变迁的过程及特点、区域及差异，旨在科学定位贵州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并为该地区加快深化改革步伐及制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

二 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迁过程

从整体上看，根据改革进程、社会分化、消费水平和消费领域的阶段性特征，与全国一样，贵州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迁大体上可分为以下阶段。

（一）城镇居民基本温饱问题的解决阶段

改革开放后，经过几年发展，贵州城镇居民迅速摆脱了贫困。^[4]1978～1984年，贵州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由60.91%下降到58.18%，实现了由“贫困”向“温饱”的转型（见表1）。

在这一阶段，贵州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其变化速度也比农村要快很多。1978年贵州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是246.53元，1985年增长到617.52元，增长了一倍多。

进一步看，这一阶段也是贵州城乡消费差距逐渐缩小的阶段，改革初期市场经济的引入带来了一定的平等化效应，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农民、城市边缘群体等弱势人群的生活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贵州省城乡差距在1982年时达到最小（收入比为2.16∶1），而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城乡差距则呈现持续上升之势。

表1 贵州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及恩格尔系数的变化（1978～2014年）

（二）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平稳提高和初步分化阶段

随着改革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1985～1991年，城镇收入分配制度开始向个人倾斜；在收入快速增长和城镇计划体制的高福利支持下，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迅速提高，但是，其消费结构变化不大，呈现出高福利支持下的刚性特点^[5]。

一般而言，随着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将相应发生变化，其中衣食支出比重会逐渐下降，而用品、住房和服务性支出的比重会不断上升。1985～1991年，贵州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很快，人均消费支出从617.52元增长到1338.86元，净增长了1.17倍。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阶段，尽管贵州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但消费结构的变化却不明显，其恩格尔系数反而从1985年的52.51%反弹为1991年的56.08%，整体仍处于低水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