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言

本文考察了中国通过制造业导向型发展，成长为世界经济事务中心的性质和由此带来的结果。19世纪上半叶以英国的新工业策略向欧洲大陆扩散为特征，下半叶以美国在全球领导地位中的上升为特征。美国在随后的20世纪上半叶取得了绝对领导地位。20世纪下半叶则是日本和东亚地区与全球的关联日益紧密。接下来的21世纪上半叶，中国持续采取制造业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将发挥显著的作用。

本文的第二部分提供了一个历史背景来平衡地考虑中国和全球的前景。我们认为，21世纪初的这一轮工业和技术扩散是由中国领导的。虽然这轮扩散在某些方面不同于过去，但是在我们所使用的策略框架下，这二者之间仍然有着可以解释的、根本的相关性。这一分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发现：真正的强者通过提升竞争力、开发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国内市场，为他们自己创造生存空间。

我们看到，中国正在偏离它当前的工业化路径——这表现为适度但并不严重的向外部需求的偏重——转向国内市场整合和内部驱动型发展的战略。相对于先前的国家，中国所面临的不同寻常的约束将会影响这一重新定位。

一个随之而来的重要主题是，当中国面对逐渐展开的全球不平衡的时代背景，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处理国内和国际的结构性问题时，将不得不对目前的工业化道路作出调整。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经济战略具有深远的意义。这是第三部分的重要主题。

第四部分讨论了气候变化对于中国未来增长模式的潜在经济影响。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对低碳增长的承诺，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中国和全球经济的未来结构。这个问题尤为重要，因为早期采取工业策略的国家的增长并没有受到任何约束。中国采取制造业导向型发展路径的时间并不长，而且它在此之前处于极端的落后状态，这意味着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还没有到来。这一阶段的特征是迅速增长的排放强度和世界市场份额的持续增加。这对于中国和世界而言，是个非常不幸的现实。

考虑到减缓排放的全球框架将在未来几年内被稳固地建立起来，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即制造业导向型发展与生物圈健康之间存在的冲突在中国已经非常明显，上述约束将变得日益严峻。

为上述每一个问题提供解答，都是有条件的和初步的。很明显，想要实现一个良性的结果，中国自身必须作出巨大的调整。这种调整在发展的较低阶段很容易做到，因为资本存量恰好在一个适度的基础上迅速积累，策略也可以更为灵活。因此，我们对中国的前景以及它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经济中找到自身位置的能力，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二 相对历史背景下的中国崛起

制造业导向型战略在历史上的扩散

18世纪之后，世界经济的历史可以视为在制造业导向型国家发展战略出现的条件下，持续而曲折的技术扩散过程（Snooks，1999）。有大量对这一过程的描述性分析。如果按时间顺序来看，包括最初对长期时间序列的构建（Kuznets，1930；Clark，1940；Bairoch，1982），系统的分类法的尝试（Chenery 等，1986；Gerschenkron，1962；Rostow，1971），解释经济增长并研究趋同性（Solow，1957；Denison，1967；Baumol，1986；Abramovitz，1986；Dowrick 和 Ngyuen，1989），以及最终把这些思路融入全球千年变化的分析（Maddison，2001）。865545这些学者的努力，再加上只关注单个国家时间路径的专家们的努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上研究长期结构转变的经验基础。

一个国家的长期增长模式是由其自身经济战略的选择决定的。这一选择又内生地取决于储蓄和投资的决策，并受到劳动和非劳动投入的供给、本土技术水平的影响。战略方向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当时国际体系性质的影响。最直接的是通过那些能够产生“蛙跳效应”的跨境技术（Gerschenkron，1962；Brezis 等，1991），但也可以通过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流动这一更常规的渠道。这些选择和相应结果会决定一个国家可以实现的生产力增长的红利，进而决定了它可以达到的绝对和相对的生活水平。

自工业革命以后，世界历史的核心特征是，技术进步这一总揽全局的战略从先驱国家向那些有抱负和动力参与的国家扩散，后者最终进入先进国家行列。这一战略的转变与全球领导力竞争，以及经济重心分布的不断变化相联系。中国作为制造强国的惊人崛起，就是这一持续进程的最好例证。

除了考虑通常的宏观经济变量，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