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本质特征是人口及各类资源要素的集聚，聚集到一起的资源要素通过合理的分工导致生产效率提高，促进经济增长，进而给人们带来更高的收入。从空间分布的角度看，城市化所引致的经济社会活动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的位置上，这些位置的土地经由非农化利用而大大提高了单位产出，土地价值随之上涨。巨量的土地增值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城市化推进过程，构成了城市化进程中的核心议题。

一 研究的定位与意义

理想的城市化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资源要素能够实现充分自由的流动、转让，集聚带来的成本收益之差决定资源要素所有者做出是否进入集聚过程的决策，相对价格所传递的信号决定资源要素所有者是将资源要素投入广阔分散的乡村还是紧凑集聚的城市。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自由城市化”模型假定，包括土地在内的各类资源要素的产权归属明晰，且能够毫无成本地自由流转。在现实中，资源要素的流动、组合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制约。

在当前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资源要素的流转、组合和收益分配受到两种制度约束：一是政府强大的行政干预，这方面的集中反映就是征地制度；二是集体所有制，这是传统社会主义体制遗留的制度。刘玉照、金文龙所做的研究试图通过考察上海、宁波、广州、深圳、济南的一系列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造和“村改居”实践，探究在城市化过程中，人们如何理解集体财富的起源和确定集体成员的边界。在此基础上，论文进一步探讨在产权改革过程中，集体资产分割背后的多种逻辑及其所依凭的理据。

刘玉照、金文龙的研究覆盖了长江三角洲（上海、宁波）、珠江三角洲（深圳、广州）以及华北地区（济南），这些地方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方，因此也是市场经济与传统体制摩擦、冲突较大的地方。这些地方的市场化程度、传统体制的影响程度等各不相同，这本身就构成了值得深究的议题。但刘玉照、金文龙并没有就此进行简单的“区域比较研究”，而是将股份合作制改造和“村改居”过程中的集体资产分配方案概括成几种股份，譬如农龄股、原始贡献股、人头股、干部贡献股等，进而探究这些方案所依凭的抽象原则，即“劳动创造”、“资本创造”、“天赋村籍”、管理者贡献等，在这些抽象原则背后都有相应的意识形态支撑。

对于正处在迅速变迁中的中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深刻地形塑着人们的利益观念、认知结构以及意识形态。城市化进程所导致的资源要素经由流转重组而形成巨量增值的事实对传统的财富观和价值观构成巨大的冲击，不同的制度背景、市场环境下所形成的利益结构正在经历调整与重构。在这一背景下，具有深厚传统的集体所有制面临转型，乃至瓦解。详细记录并深入研究这个从长时段历史来看可能微不足道的经济社会现象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因为它牵涉当前中国城乡结构变迁中各相关方的利益、认知与命运。更重要的是，集体所有制在面临市场经济冲击时所形成的回应路径将会对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城乡关系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一点常常被研究者忽略。

二 为什么集体资产的处置成为必须研究的问题

诚如刘玉照、金文龙所言，“在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造或者‘村改居’的过程中如何分配这些资产就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为什么集体资产的处置会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呢？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解，相对价值的变动是制度变迁的最终动力，当集体资产价值还不够大的时候，人们将更多的心思放在经营“一亩三分地”、寻找工作出路上。21世纪以来，这种情况在东部沿海城市周边的村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强力推动下，这些城市的规模迅速扩大，人口与资源要素不断积聚，土地价值因经济活动的集聚而飞涨。

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一制度安排规定了土地增值分配的集体性，问题在于，这里的“集体”很难被精确界定。一般认为，集体所有制下的分配是按照“成员权”进行的，也就是说，首先要界定“谁是集体成员”。在不存在人口流动的情况下，集体成员的身份很容易界定，无非就是“生死”、“婚嫁”两类；在土地价值不大的时候，可供分配的物品并不多，只要有其他替代性经济出路，大多数集体成员并不关注集体经济产出的分配。但是，在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条件下，人口流动日益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