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在过去的几年中，作者对产权问题的研究兴趣，缘于对中国国企下岗职工以曾经拥有的国企职工身份而对国家提出社会保障诉求的合法性依据的思考，为此他们比较深入地研读了新制度经济学和相关产权理论的诸多文献。《重识产权神话与产权界定：立足转型中国的思考》一文，可以反映他们对相关理论的研习过程和对已有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在中国不完全的市场条件下，作者试图探讨产权界定和产权关系变革所遵从的逻辑问题，体现了青年学者的学术抱负和社会关怀。对我来讲，以下与其说是对这篇文章的评论，不如说是一个学习和思考的过程。

30多年的中国市场化改革，可以说也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产权变革。这场不同于以往的产权变革，是在传统政治体制保持连续性的前提下，国家（与社会高度重合）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增进利用经济资源的活力，有选择、有限制地改变了原有公有制的产权关系。它首先通过农村实施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制改革，改变了原有农村集体经济资源的利用方式；然后把这种经营方式的改革（实际上也是对产权的改革）引入城市公有制中小工商企业。从此，这种超越历史和社会形态的产权变革，不仅在整体上为中国社会带来了经济活力，而且为产权认定的实践和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学理分析上的困惑。

为了帮我了解国内产权经济学研究的前沿，作者将刘世定教授的《资源的占有和产权的社会界定：一个分析框架》初稿转给了我，读后很受启发。这篇文章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中国现实产权问题的认知框架，还使我们获得了一个在总体上认识产权问题的逻辑起点，那就是“在一般的意义上，可以把产权定义为一个社会中人们如何利用经济资源的规则”。这种近似于哲学化的概括，可以把我们带入一个比较开阔的历史视野。由于社会历史条件不同，产权这种利用资源的规则是大相径庭的。正像我们所熟知的那样，在现代历史上首先出现了以市场经济为依托的以私有制为主的自由资本主义的产权制度，而后出现了取消市场经济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国家社会主义产权制度。虽然都是产权制度，但它们利用经济资源的规则和宗旨是不同的，与之对应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理论的相对意义也是不同的。

前者的规则是为市场机制服务的。产权的明晰不仅仅是近年来我们熟知的改革方案所强调的确认经营主体的市场地位，激发经营主体从事营利活动的动机。不论是在假设交易成本为零的简单市场条件下，还是在发现企业组织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后的复杂市场条件下，这种产权理论自形成伊始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始终是如何提同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效率；或者说，这种产权理论所关注的不是对“财产”的占有权，而是对“商品”定价权的影响和控制，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在当初只是存而不论的前提。与这种产权制度相对应的社会条件，则是国家不干涉经济活动的松散的原子化的社会结构。

后者则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建立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国家社会主义产权制度。这种产权制度试图以国家意志或行政计划取代“看不见的手”，以此取消市场机制所造成的盲目竞争，防止社会关系可能出现的分化。公有制的产权制度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在计划经济运行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这种公有制的产权制度经过外部化的多层次委托-代理的规制过程，在普通社会成员日常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逐渐演化为意识形态动员的政治范畴，而与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脱节。可见，上述两种产权制度的意涵是南辕北辙的。

随着中国公有制产权制度基础下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国经验”，在以往相对完整的公有制和私有制两极化的产权制度之间，形成了一系列不完整或不够清晰的产权形态。与之相应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前所未有地错综复杂。比如农村实施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制改革后，虽然有关集体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规定是清晰的，但土地流转并不在农村承包制改革的规定之内。再如，伴随国企的分化，一些限制进入的大型国有企业，实质上已使原来全民所有的优质资源所带来的收益在一定的单位系统内沉淀下来，变成了加剧社会分化的单位福利。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制定和调整经济资源使用的规则，增益社会福祉，不仅要揭示产权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