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曾经为降低中国的贫困率起到十分显著的作用。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平等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近30年来，中国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在持续加剧，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之初的0.28上升到2009年的0.47（夏业良，2010）。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减贫效应在降低。

进入21世纪，中国农村的反贫困工作有了新的变化，在继续实施扶贫开发的同时，政府在宏观政策上实行统筹城乡发展，取消农业税，增加农业补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行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普及农村合作医疗，等等；2007年在全国农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行社会保障扶贫和开发式扶贫相结合的战略转变。2009年中国政府将新的扶贫标准定为1196元，由此中国的贫困人口增加至4007万人，占农村人口的4.2%。新的扶贫标准的实施，标志着中国的反贫困工作进入了新阶段。

中国农村减贫的主要政策：一是依靠普遍的经济增长，二是依靠专门的扶贫开发，在2007年后又建立了“农村低保”这样的兜底政策和措施。

2010年，新世纪十年扶贫规划进入最后一年，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中国的反贫困政策，不仅是在新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经济秩序背景中再审视，而且是在新的国家扶贫开发的重点措施中去衡量。为此，我们需要运用更为宽泛的概念去度量贫困现状，提出的问题依然是：导致农村贫困的社会结构性原因有哪些？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哪些人最易陷入贫困？哪些人又辗转在贫困中无法自拔？我们将用社会性别的视角，审视中国十年的农村反贫困政策和措施，衡量进步、发现挑战并提出建议。

第一节 社会性别不平等与中国妇女贫困

一 中国农村减贫取得巨大成效，但仍缺乏贫困人口的分性别数据

2000年以来，中国年均减贫人口大多在200万人以上（除2002～2003年外），中国绝对贫困人口从2000年的3200多万下降到2007年的1479万，贫困发生率从3.4%下降到1.6%，对世界减贫做出了巨大贡献（详见表1）。

表1 中国2000～2007年贫困人口数

2001～2007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扶贫资金853亿元，2007年中央财政安排的扶贫专项资金增加到144亿元，为扶贫开发提供了重要的财力保障（田建中，2007）。

2007年后，中国开始在农村实施社会保障制度，试图弥合城乡之间的社会保障差异。截止到2010年8月，已有5074.5万人得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922829但是缺乏分性别统计数据，给进一步判断贫困与性别之间的关系带来了难题。

2009年，中国政府将扶贫标准调至1196元，取消对绝对贫困人口和相对贫困人口的区分，由此中国的扶贫对象增至4007万人，贫困发生率达到4.2%。但在官方有关贫困人口的全面统计数据中没有分性别的统计数据，所以我们很难清晰地看到妇女占贫困人口的比重。

二 贫困与不平等之间的联系

贫困是如何产生的？在以往的研究和政府的认识里，主要提到环境决定论、能力短缺论、公共资源配置不公、贫困代际传递论、制度和结构导向的社会排斥论等。环境决定论和能力短缺论是中国反贫困领域的主要分析观点，因此国家采取的反贫困策略主要以改善环境，改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提升贫困人口的创收能力等为主，而对于社会转型中结构与制度的短缺带来的公共资产和公共服务分配的不平等问题关注不够，对于社会排斥、代际传递等原因导致的贫困问题干预不足。这是中国反贫困实践的主要制度缺失的表现。

一些研究清晰地揭示了贫困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章泽武认为，中国贫困人口中的不平等在加剧（章泽武，2007）。世界银行对中国贫困的研究也显示，中国贫困与不平等有着显著的关系，城乡之间、农村内部不平等的叠加，相关制度导致的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商业化等，致使人类发展领域的不平等更加显著，这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世界银行，2009）。邢骊等人的研究显示，整村推进计划使村与村之间的差距在缩减，但不同农户的特征和禀赋间的差异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因素，其中以土地面积大小和人力资本为主（邢骊等，2008）。而非农收入的比重是造成户与户之间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原因。土地资源占有和人力资本方面的社会性别差异已经在不同研究中得到证明，妇女所挣的收入在非农收入中的比重较男性低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为农村妇女贫困与社会性别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三 农村贫困是否有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