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09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全球艾滋病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底，全球约有334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1570万为女性（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09a：6）。仅2008年一年就新增270万感染病例，每天新增约7400名感染者，其中超过97%生活在中低收入国家，在约6200名15岁以上新发感染者中，48%为女性，40%为15～24岁的青少年。922858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60%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女性（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09a：22）。自1985年以来，女性在全球成年感染者中所占的比例从35%增加到48%（联合国，2004）。

根据亚洲艾滋病委员会2008年《重新审视亚洲艾滋病：运筹有效对策》报告，截至2007年底，亚洲有接近50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女性占感染者总数的比例由2000年的19%上升到2007年的24%（亚洲艾滋病委员会，2008）。

2010年4月中国政府提交的UNGASS《艾滋病承诺宣言》实施情况进展报告指出，2009年中国艾滋病疫情估计结果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74万人，女性所占比例从1998年的15.3%上升到2009年的30.5%。2009年估计的74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经性传播感染的比例达到了59.0%，其中异性传播为44.3%，同性传播为14.7%。2009年当年新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4.8万人，性传播成为重要途径，其中异性传播占42.2%，同性传播占32.5%。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数排在前6位的省份报告感染者人数占全国总数的70%～80%，其中的5个省份是我国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卫生部，2010）。据估计，80%的感染者生活在农村（胡玉坤，2009）。

艾滋病已存在近30年，艾滋病问题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它的传播既有生物和病理的原因，也有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它不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传染病和纯粹的医疗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尽管没有充足的相关数据和研究成果，大量事实仍可以证明，世界艾滋病传播状况反映了全球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艾滋病在我国的蔓延也同样反映出了城乡和贫富之间的差别。虽然贫困人口与富裕人群感染艾滋病在传染病病理机制上完全一样，但感染者大多居住于落后国家和地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属于社会边缘和底层的弱势人群。在全球，感染艾滋病的女性比例不断攀升，年轻女性的比例可能是年轻男性的2.6倍，77%的女性感染者生活在贫困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联合国，2004）。

因此，有效地遏制艾滋病的传播和危害，不仅需要采取医学防治措施，而且需要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引入社会发展视角，特别是社会性别视角。本文期待通过现有文献的回顾，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贫困及男女两性因社会、经济、文化等的影响而形成的社会差异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等方面，分析女性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所占比例快速增加的原因和艾滋病给妇女带来的影响，希望找到切实可行的战略关注受艾滋病影响的妇女，切断贫困和性别不平等这两个助长艾滋病传播的纽带。

第一节 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艾滋病蔓延的深层次原因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只要有交换体液的行为，任何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但事实上，艾滋病传播具有不同地区传播严重程度不同、不同地区主要传播方式不同、不同社会群体受害程度不同的显著特征，其中弱势地区（贫困地区、社会不稳定地区、社会经济变迁或转型地区等）和弱势人群（农村人口、农民工、社会边缘人群、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妇女和儿童等），往往受艾滋病危害最为惨重。许多研究显示，由于缺乏生存、教育、医疗、信息等各种基本资源，弱势人群更有可能采取导致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高风险行为；弱势地区则因生活着更多的弱势人群和严重缺乏公共资源而难以抗拒艾滋病的肆虐（翁乃群，2006）。

一 艾滋病传播高度集中于欠发达地区

全球化时代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迁和人口大流动，艾滋病在过去近30年时间里出现并迅速泛滥并非偶然。面对艾滋病这一全球性的危机，发展中国家被卷入市场经济大潮的人们，特别是从农村流入城市的贫困农民成为了艾滋病传播最主要的受害者。通常，由于较低的受教育程度、生计的艰辛、公共服务的匮乏、原有文化道德规范的丧失，导致一些由农村流入城市的人们有可能出现引发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高危行为。他们在城乡间的流动，为艾滋病的蔓延提供了温床。像许多国家一样，伴随着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