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直以来，中国的扶贫工作是在政府主导下多种力量参与开展的，国际组织包括多边机构（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等）、双边机构和国际NGO等也在多个领域参与中国的扶贫发展工作。国际组织922888有一定规模地参与中国的扶贫发展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向中国政府建议，希望在接受国际官方援助的同时，接受国外NGO的援助。1985年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成立了国际民间组织联络处。922889尽管国际NGO进入中国多年，但直到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及非政府组织论坛的召开才引起媒体与社会对NGO的广泛关注。到2004年，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36个致力于扶贫的国际NGO在中国大陆工作（中国发展简报，2005）；此外还有数百家国际NGO的工作涉及扶贫。无论从资金还是扶贫项目覆盖的地区来看，国际机构和NGO都无法与政府的扶贫规模相提并论，并且受到政策环境的制约。但国际NGO在扶贫策略、理念创新和项目管理方面都有其独特性，在不少方面为中国的扶贫创新起到了先导作用。

国际NGO在中国扶贫发展领域的工作各有侧重，有的潜心于农村社区发展，有的专注于儿童的福利与权利，有的关注自然和环境保护，有的致力于教育和健康……它们所采用的策略和手法也各不相同，但很多国际NGO是以回应人道危机和提供救援为背景的，到目前为止仍以此立足，多年来逐渐从单纯的救援工作衍生到长期的发展项目。因此，多数国际NGO都具有扶贫和帮助所在国人民改善福祉的使命（Young，2004）。这些组织及其有关扶贫的项目，涉及社区综合发展、赋权、良政与善治、关注弱势群体、健康和艾滋病防治、饮用水、救灾赈灾与灾后重建、环境保护、农村教育、能力建设等众多领域。国际组织不仅支持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而且其参与也有助于中国的扶贫发展工作借鉴国际社会多年积累的扶贫经验和成功的扶贫方式，如参与式扶贫的引进并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推广，社会性别与发展（GAD）理念进入扶贫领域并取得一定的经验，如小额信贷理念在西部农村的实施，使数百万的农民尤其是妇女摆脱了贫困（龚冰，2008）。

本文简要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NGO在华开展的具有社会性别敏感性的扶贫工作，对前景做出展望并提出建议。

第一节 理念与手法

国际组织倡导对贫困概念的拓展的探讨和应用，在扶贫策略和手法上充分考虑发展主体的参与和妇女的赋权，即扶贫是为了创造和发掘穷人特别是贫困妇女自身潜力的机会与条件，要重视穷人的参与和能力提高（洪大用、康晓光等，2001）。国际组织的贡献和作用得到了中国政府的积极肯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1），新的扶贫理念也逐渐为中国政府扶贫系统和非政府组织所接受和运用，这是多年来国际组织倡导的成果。而对妇女发展的重视是基于对妇女与贫困的关系的认识。

一 贫困概念的拓展与社会性别维度的纳入

国际社会对贫困的探讨拓展了人们对贫困概念及其内涵的理解，加深了对应对贫困的策略的认识。贫困概念从个人收入和消费延伸到了其他基本需要，再拓展到拥有各类资产、尊严和自主权，以达到人人皆享有人类福祉的发展目标，而福祉意味着生存、保障和自主（Chambers，1988；Kabeer，1996）。资产除收入外，还有生产性资本（如土地、房屋、财产拥有）、人力资本（如劳动力、教育或技能、性别、健康）、社会资本（如互惠互往的家庭、亲属、邻舍与社会人际关系）、公共资本（如政府及集体提供的公共服务与设施）及其他无形的资本（如信誉、地位、影响力等）（王佐芳等，2003）。因而，贫困不仅仅是缺乏收入、生产资源和资本，没有接受教育和健康服务的机会，同时也代表着社会歧视和排斥，不能参与决策和表达意见。脆弱性则是贫困的另一个特征，它能削弱人们应付贫困和灾难的能力，使其抵御冲击的能力减弱，从而更容易陷入恶性循环的贫困中。在社区实践层面上，贫困人群也往往不把贫困看成单一的收入上的贫乏，他/她们提及缺乏劳动力（劳动资本）；家有生病的和需要上学的、技能差、不善计划（人力资本）；缺少土地和其他生产投入（生产性资本）；家庭不和、新分家、夫妻各做各的（家庭关系）；缺少亲戚、邻里和社区的支持（社会资本）；扶贫活动不切合他们的需求、质量低或根本轮不上（公共资产）（郑宝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