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是伴随着人类发展产生的一种经济社会现象。为了解决贫困问题，我国政府自1979年以来，先后颁布、实施了体制改革推动扶贫、开发式扶贫、扶贫攻坚等一系列扶贫政策和项目，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扶贫政策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我国的反贫困实践中，NGO（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不仅重新界定了贫困的概念，由经济匮乏到易损性与脆弱性、能力匮乏，拓展了扶贫领域，从单纯的经济扶贫延伸到文化扶贫、教育扶贫、制度扶贫、能力增长等发展型扶贫，而且还拓展了理解社会性别和贫困关系的空间，将社会性别平等纳入反贫困，强调从社会性别视角分析研究贫困现象，指出贫困问题与社会性别的建构有很强的相关性，极大地丰富了反贫困的实践。本报告试图将NGO社会性别与反贫困实践纳入到我国反贫困政策与实践的框架中进行梳理与思考，重点探讨社会性别平等与反贫困实践的现状以及面临的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推动NGO在促进社会性别平等与反贫困实践上的策略与对策。

第一节 嵌入中国扶贫开发坐标中的NGO反贫困实践

一 国家扶贫政策与实践：反贫困的四个阶段及其实践中的性别盲点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反贫困工作先后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5年），主要是通过全面改革农村经济体制，解放生产力，实现全面的经济增长来缓解贫困；第二阶段（1986～1993年），主要是用有计划、有针对性的扶贫开发政策与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相结合的方式来缓解贫困；第三阶段（1994～2000年），主要是通过具体的、有针对性的项目开发等方式来缓解贫困，也就是有名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第四阶段（2001年至今），扶贫工作由解决温饱转入解决温饱和巩固温饱并重，提倡参与式扶贫方法和以村为基础的全面开发和发展，肯定了城乡流动是扶贫的关键途径，使农村居民更易于从中国日益增长的城市就业机会中获益（赵慧珠，2007）。

在上述反贫困实践中，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主要包括：组织保障政策、目标瞄准政策、资金投入政策、减轻负担政策、社会动员政策、东西互助政策、移民异地政策和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等。这些扶贫政策的实施，不仅初步解决了两亿多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而且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也明显加快，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农民的收入明显提高。同时，随着对前期扶贫开发政策和项目的反思与总结，政府也逐渐调整和明确了新的扶贫开发思路，即从以政府为主导到以贫困者为主体；改变政府扶贫中以地区为对象的方式，直接以贫困户为对象；真正把扶贫工程看作是旨在提高贫困户的综合素质和自我发展能力的载体和手段；从贫困者的需求出发，以参与式的方式倾听贫困者的声音，决定发展什么项目。在新的扶贫思路中，还特别强调了NGO在扶贫过程中的作用，提出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引进先进的项目管理经验，有效地提高项目的执行能力，从而让更多的扶贫款直接到户；支持培养一批从事专门扶贫的人才；通过国际合作引进一些先进的观念和做法，实现优势互补，增进扶贫效果。

需要注意的是，在我国扶贫开发的不同阶段，尤其是前期，社会性别并没有被添加到反贫困实践的领域当中。性别与贫困一直没有被认为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予以重视，更谈不上在政策与实践中充分体现应有的社会性别敏感性。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从扶贫政策对贫困的概念和定义来看，主要从经济收入和消费的角度定义贫困，忽略了贫困人群尤其是女性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角色、权力以及脆弱性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忽略了这些人群是由于缺乏社会资本、经济资源，从而影响了反贫困的策略、思路的拓展；第二，从扶贫政策对女性贫困的认知来看，更多沿袭了传统上对妇女的认知思维体系，认为贫困妇女就是一群素质低的群体，她们贫困主要是受自然条件差和受教育水平低等影响，不仅忽略了对贫困妇女本身潜力的认识，而且影响到我们从权力的角度去认识妇女的贫困问题，看不到两性在获取资源和在决策过程中社会性别不平等的现状；第三，从扶贫工作的宏观统计数据来看，在反映贫困的宏观统计数据中，一直缺乏全面的分性别的统计。这说明，尽管我国贫困人群总体呈减少的趋势，但是对于贫困与社会性别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清。

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