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罗斯福“新政”的经济学理论基础的研究大多来自历史学文献，历史学文献中的观点几乎都没有明确地指出：制度主义对“新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的目的是阐明制度主义者在哪些方面、通过哪些方式对罗斯福“新政”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本文将尝试性地采用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的某些方法，探讨经济思想史主流文献忽视制度主义者对“新政”产生重要影响这一事实的原因，以期拓展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视角。

一 “新政”的经济学氛围：制度主义运动

“新政”的国家干预措施之所以得以实施，与美国社会早已形成的支持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意识氛围密不可分。这种氛围的营造归功于19世纪末学界和社会各阶层对自由放任的反思与批判，以及20世纪初的“进步运动”。“进步运动”这一社会运动结束后，它所诉求的反垄断、反不公平、反自由放任的运动并没有停歇，比如制度主义者在经济学界继续这些努力。制度主义者在学术上反对正统经济学的自由放任主张，在政策上力主国家干预，成为20世纪整个20年代到3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界的主导力量，对美国各州及联邦政府的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经济思想史上将这一事件称为“制度主义运动”（Institutionalist Movement）。

制度主义运动的思想基础来自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自凡勃伦开创制度主义这一经济学分析传统以来，在美国吸引了大批追随者。他们中的杰出代表组成了制度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制度主义运动的领袖有汉弥尔顿（W.H.Hamilton）、约翰·莫里斯·克拉克（John M.Clark）、米切尔（Wisely Mitchell）和制度主义的另一位奠基人康芒斯（John R.Commons）等人。

制度主义运动的倡导者们都致力于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认为传统经济学无法为现存的经济秩序问题提出一个满意的答案。他们的研究主题集中于对凡勃伦所提出的现存商业的或金钱的制度的分析。这一时期的制度主义者强调经济学的科学性，要求经济学必须进行度量、观察和经验检验。这种要求反映了他们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失望。“制度主义者将经济学视为功能科学，他们相信经济学家应该努力将经济理论转变为某种形式的行动，这种行动将使我们了解我们普遍存在的经济困境的根源。”（Gruchy，1939）这样的信念以及对经验工作的强调把制度主义者与政府政策密切联系起来。

制度主义运动的最大贡献是培育了一种干预和控制的意识。面对垄断取代了自由竞争成为经济的典型特征、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经济波动幅度不断加大、劳资冲突越发频繁这样的经济环境，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成为必然的选择。制度主义者不仅在理论上明确阐述了政府控制的必要性，而且身体力行，普遍参与到政府活动中。此外，法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相近学科的大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支持制度主义者的信念。学界的思想通过学者自己和媒体扩散到了社会各阶层，为政府干预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二 制度主义者对“新政”的影响

制度主义者对“新政”的影响表现在两个层次。首先是制度主义者的思想尤其是他们的计划观念产生的影响；其次是制度主义者个人在实际工作中产生的影响。

（一）制度主义者的计划观念

从性质上看，影响“新政”的制度主义者的经济计划是保守而非激进的。他们并不想颠覆现存经济社会的制度基础，只希望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进行修补，尽可能地消除经济利益上的冲突，保证经济的安全，让技术进步的成果惠及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米切尔、克拉克、特格维尔等人都认为，国民经济计划必须结合现存的经济秩序才能取得成功。在他们看来，经济计划的核心是提高生活水平。这一目标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保证已有的生产能力发挥最大的功效，二是逐步扩大生产能力。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对经济过程进行控制（Gruchy，1939）。在不改变现存制度基础的条件下，通过政府对经济过程的控制，提高经济福利水平，缓解和消除社会矛盾，这也正是“新政”的思路。米切尔在《社会科学与国民计划》（The Social Sciences and National Planning，1935）一文中，以及克拉克在《经济的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 of Business，1926）一书中表达的计划观念，可以很好地反映出制度主义理论与政策主张的结合。

（二）制度主义者个人对“新政”的影响

制度主义者普遍所持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