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绪论

（一）研究背景

（1）长期处于低生育水平的现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已降低到更替水平之下，处于低生育率状态已20余年。人口红利效应不断削弱，人口“少子化”“老龄化”问题突出，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失独家庭等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北京作为首都，超特大城市，也是最早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地区之一。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北京地区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3，先于全国提前20年完成人口转变，处于低生育水平超过40年。40年来，北京市独生子女数量不断攀升，户籍人口自然变动增长缓慢，人口自然增长率徘徊在4‰以下，有若干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以核心功能区的东城区为例，多年来，其总和生育率一直在1以下，2010年进一步下降到0.89，处于超低生育水平；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区户籍人口的16%以上，已经进入超老龄期^[1]。

（2）单独家庭申请生育二孩的人数偏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根据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形势的变化，决定实施单独家庭可生育二孩的生育政策。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同意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即单独两孩）的政策。但是政策调整之后，北京市单独家庭申请生育二胎比例不高，居民实际生育行为变化不大，^[2]对现存人口问题的改善没有实质推动作用。

人们的生育意愿是生育行为的先行测量变量，生育水平普遍降低与人们的生育意愿密切相关（杨菊华，2008），因此我们需要关注居民的生育意愿，为预测生育行为提供第一手资料。这就需要充分了解北京市居民实际的生育意愿，以及影响居民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发达城市、发达地区的生育意愿研究对研究生育意愿的发展趋势具有前瞻意义，因此，以东城区为例的北京地区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具有前瞻意义。

（二）研究内容

本研究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北京市低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本文利用北京市人口研究所与北京市东城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于2013年合作进行的东城区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所得数据和深入访谈资料，来探究我国经济相对发达的首都功能区——东城区居民生育意愿现状及生育观念，并探讨影响居民生育意愿与观念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探究欧美国家出现的第二次人口转变是否在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出现，城市居民生育意愿是否理性，生育观念现代化是否实现。

（三）概念界定

生育意愿是个人或家庭出于对子女的偏好、考虑到各种限制条件后生育愿望的表达，包括期望生育子女数量、性别、时间和间隔（顾宝昌，2011），是生育观念的反映，是预测人们生育行为最直接的变量。我国人口学界认为生育意愿的概念通常包括三个维度，即生育数量、时间和性别（顾宝昌，1992）。穆光宗又进一步发展了顾宝昌的提法，把生育意愿的概念扩展到五个维度，即生育数量、质量、时间、性别与方式（穆光宗，1993）。学者也认为，生育意愿作为一种个人观念，容易随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生育不是育龄妇女一个人的事情，容易受到配偶、家庭及其他人的影响，并发生改变（顾宝昌，2011）。

本文认为生育意愿是人们生育观念的反映，是个人或家庭对子女的数量、性别以及生育时间的意愿表达。它受到社会和经济条件影响，并随着一定时期内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换言之，他们的生育意愿暗示出自己未来的经济状况，或许这种经济境况正是他们回答提问时的经济境况的延续。”（内森·凯菲茨，1992）

（四）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3年北京市人口研究所与北京市东城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合作进行的2013年北京市东城区居民生育意愿调查问卷资料。本次问卷调查对象为2013年居住在东城区^[3]、年龄为20～44岁的户籍人口（即调查对象为出生于1968年1月1日至1992年12月31日，且居住在被调查社区的北京市户籍人口）。抽样方法严格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第一阶段，在东城区全部17个街道189个社区中等距抽取了32个社区作为抽样社区；第二阶段，利用东城区户籍人口信息系统，在抽样社区中等距抽取户籍人口被访者，合计抽取1000人。确定被调查者之后，社区工作人员入户进行问卷调查，共获得有效调查问卷1000份，同时回收了与被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