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言

一场牵涉数亿农民权益的集体经济改制正在我国农村全面铺开。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乡村经济的升级与进一步融入世界市场，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集体经济实体因产权不清而问题丛生；几乎同时，高速城市化导致以土地为核心的农村集体资产大幅增值，衍生出许多分配矛盾与权益纠纷（农业部课题组，2006）。即是说，乡村产业化、城镇化与集体经济组织的转型，都亟须一场新的产权制度改革，以厘清前一阶段悬置的一系列产权问题，为新时期的农村开辟发展路径、化解社会矛盾。

从各地的实践来看，此次改制的总方向是：在不废除集体所有制的既有地位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济体制的前提下，重新调整村民与集体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的产权关系，大幅修正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集体（个人所有与集体共有）之间的权重比例，明确村民与村民之间、村民与村集体之间在集体资产中占有的份额、处置的权限，重新向个人让渡财产的权限，肯定个人所有的法理地位与实践权利，自觉探索一种融合“个人私有”与“集体共有”的新型产权制度，并据此创制一种现代化的经营模式。股份经济合作社成为一种比较通行的产权改制与经营模式。

从这个角度说，此次集体经济改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经济社会体制的又一次重大调整，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土地改革、互助组、农业合作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的创制一同构成了新中国乃至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图。^[1]尽管较之前的改革，股份经济合作社改制尚未形成完全清晰的路径，但这次改革在重构个人与集体产权关系过程中，既高度重视作为法人共同体的集体，又充分尊重个人产权，既延续了中国村域伦理共有的传统，又与马克思对“后资本主义时代”的产权制度有相互印证之处，即“在协作和对土地及劳动资料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1972：832）”，其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性都不言而喻。就此而言，这轮改革的影响与意义毫不逊色于此前的改革，甚至可能成为中国在经济领域实现转型的关键一步。

作为全国首善之区，北京市的农村集体经济改制走在全国前列。^[2]自1993年试点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北京市按照“撤村不撤社、转居不转工、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的方向，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推进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已经取得显著的阶段性成果。截止到2014年底，全市累计完成改革的单位达到3882个，其中村级3863个，完成比例达到97.1%；乡镇级19个，完成比例为9.7%。正在进行改革的单位有89个，其中村级77个，乡镇级12个。处于改革起步阶段的单位有15个，处于清产核资和成员身份界定阶段的有46个，处于资产量化和登记注册阶段的有28个。全市有19个乡镇完成乡镇级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其中门头沟区9个乡镇全部完成改革；丰台区有3个乡镇完成改革，完成比例为50%；朝阳区有5个乡镇完成改革，完成比例为23.8%；海淀区有2个乡镇完成改革，完成比例为25%。全市尚有114个村没有完成产权制度改革，其中朝阳30个、海淀16个、平谷14个、房山13个、怀柔12个、密云10个、昌平7个、通州6个、延庆和门头沟各2个、大兴和石景山各1个。城乡结合部50个重点村完成产权制度改革的有44个，完成比例为88%；未完成产权制度改革的村有6个，分别为朝阳区十八里店乡十八里店村，高碑店乡西店村及海淀区西北旺镇唐家岭村，四季青镇中坞村、振兴社区、门头村。^[3]

从以上数据来看，当前北京的改制工作步伐稳健，效果良好，当然，也还存在并产生了一些问题。例如，当前的集体经济改制存在所谓“一村一制”的状况，没有形成统一的框架，股权结构不合理，集体股权处置权限不清，治理结构不完善，等等。^[4]对一个历史传统悠久、社会体量庞大的国家来说，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是转型期间的“正常”现象，需要在实践中长期磨合发展。本文试以当前北京市农村集体经济的产权改制为例，阐述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改制过程中的构成要素、利益配比与激励机制等要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

二 北京集体经济产权改制的结构性原因

（一）农村集体资产总量极速增加

随着新时期北京市城市化速度的加快，郊区农村的集体资产（特别是土地与集体房产）水涨船高。到2013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