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克尔领导下的第三届大联合政府拥有相对广泛的行动空间，这为它“构建德国未来”^[1]并在欧洲和世界层面承担更多责任奠定了有力基础。^[2]执政一年多以来，默克尔政府不仅在国内推动了不少改革项目，而且在欧盟和国际层面也有新表现或新动作。但是，恰恰在其谋求“重新测量世界”^[3]的过程中，德国面临着来自三个层面的三重挑战，而且自2014年以来，每一重挑战都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即德国国内爆发的“欧洲爱国者反西方伊斯兰化运动”（简称“Pegida运动”）、希腊政府更迭背景下的“希腊退出”（Grexit）危险，以及以乌克兰危机为代表的国际危机和冲突的应对。这些看似相互孤立的事件，若加以仔细梳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德国所需应对的这三重挑战的某种内在关联性：Pegida运动的追随者并非单单是“反伊斯兰化”者，而是会聚了各类对德国政治以及政府政策不满的人，其中也包括疑欧人士；而德国国内疑欧情绪的增长，与希腊政府更迭后出现的“希腊退出”危险及其对欧元区、欧盟的影响相呼应；希腊新政府与俄罗斯的某种靠近，挑战了欧盟对俄罗斯的共同立场；德国的外交新动向不仅体现在对乌克兰危机的积极斡旋上，而且也反映在德国向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民兵输送武器以抵抗“伊斯兰国”（IS）上，而“伊斯兰国”恐怖袭击行动又是助推德国Pegida运动，使其声浪一度一浪高过一浪的导火索。

一 国内政治层面的挑战

德国大联合政府于2013年底上台执政一年以来，推动了包括最低工资、双重国籍、养老金改革（63岁提前退休的可能性、母亲养老金）等一系列改革。德国民众对于大联合政府的工作总体是满意的，民调显示，民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自从大联合政府上台以来一直处于高水平，在2015年2月的一次政治晴雨表调查中，有3/4的被访者给予大联合政府的工作以积极评价；同时，如今有55%的人认为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之间的关系良好的方面更多（执政之初为39%）。^[4]

过去一年中，德国的经济发展虽然受乌克兰危机以及欧盟对俄罗斯经济制裁影响的拖累，但依然实现了1.6%的经济增长，劳动力市场也表现稳健，就业人数创历史最高纪录。然而，德国社会贫困问题加剧的隐忧依然未得到消除：根据平等慈善联合会（Paritätischer Wohlfahrtsverband）最新发布的贫困报告，德国的贫困状况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据此，德国2013年有约1250万人处在贫困状态，贫困率达到了历史峰值，即15.5%（2012年为15%），而且，最少贫困人口所在地区和最多贫困人口所在地区之间的差值从2006年的17.8%攀升至24.8%。换言之，在德国，人们的收入差距依然呈现出拉大的动能。^[5]

德国的这种“地区间撕裂”不仅体现在贫困水平的落差上，而且，在德国的“反伊斯兰化”运动方面，也能看到显著的地区差别。Pegida运动主要是萨克森州的现象，德累斯顿是其老巢。有趣的是，参与德累斯顿“反伊斯兰化”示威游行的并非人们想象中的社会底层人士，而是来自中间阶层，他们以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为主，一般拥有较高的收入，不属于任何宗教或党派。究竟是什么动因推动Pegida运动的追随者走上街头？一份调查报告显示，Pegida运动的追随者普遍对德国现有政治体制表示不满，绝大多数人担心德国会因为外国人的涌入而被异化，主张德国人应该有勇气表现出更强的民族自豪感。^[6]另一份调查也显示，Pegida运动的追随者走上街头主要是因为对政界和媒体精英的不满，其次才是出于对移民和避难者的仇视以及对伊斯兰文化的批评。^[7]另外一个事实也能佐证这一点：德累斯顿地区外来移民尤其是伊斯兰移民非常少，而在外来移民聚居的德国西部地区，反倒是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反Pegida游行，因为这些参加反Pegida游行的人知道，正如默克尔在法国《查理周刊》遭恐怖袭击后所表示的，伊斯兰是德国社会的一部分。

Pegida运动不是德国独有的现象，在欧洲其他国家，例如比利时、奥地利、瑞士、瑞典和挪威等也有类似的但诉求不尽相同的运动，但德国的Pegida运动无疑是声势最浩大的，而且，各国的运动之间虽有呼应，但并未在欧洲层面组织成一股聚合的势力。如今，在经历了高潮之后，德国的Pegida运动已经逐渐消沉。但这不是令德国政治家放松警惕的理由，因为不仅德国各个地方的Pegida运动的追随者还会组织零星的示威抗议行动，而且，一旦有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