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2015年1月1日，立陶宛正式加入欧元区，成为欧元区第19个成员国。立陶宛于2006年首次申请加入欧元区，但由于未能符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规定的“趋同标准”，其申请直至2014年7月23日方才获得欧盟理事会批准^[1]。

与此同时，在欧元危机爆发5年之后，人们的目光又再次聚焦到它的地理发源地——希腊。在2015年1月举行的大选中，希腊原在野党——左翼激进联盟（Syriza）大获全胜，得票率高达36.3%，在总共300个议会席位中占149席。在与得票率为4.8%的独立希腊人党成功组建政府后，阿莱克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成为新一任的希腊总理。在之前的竞选中，齐普拉斯就呼吁减记欧洲中央银行和其他国际债权人所持有的希腊债务，并称将在上台后寻求重新协商希腊救助协议，向德国力主的、以严厉的财政紧缩为核心的改革路线公开叫板。因此，舆论普遍认为，齐普拉斯上台后可能带来希腊退出欧元区的重大风险，并导致金融市场大幅波动。^[2]

面对2015年伊始希腊的选情和民意，联邦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联邦财政部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的表态令舆论一片哗然，并引起广泛争论，他们表示：希腊退出欧洲货币联盟是“可承受的”。2012年中，当欧元危机发展到顶峰时，默克尔曾明确表示：为了整体性地拯救欧元，希腊必须留在欧元区内，“没有其他选择”。对于此次的态度转变，默克尔给出的理由是：自欧元危机在2012年发展至顶峰以来，欧元区已经取得了重要进步。即便希腊退出欧元区，传染至其他国家的风险也很有限，因为葡萄牙和爱尔兰已经完成了财政整顿。此外，欧洲稳定机制（ESM）构建起强有力的救助机制，银行业联盟保障了大型金融机构的安全。^[3]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委员会在2013年11月13日公布的《警告机制报告》（WMB）中，德国也跻身可能存在宏观经济失衡的国家之列，被要求接受进一步审核。^[4]2014年3月，欧盟委员会在审核结果^[5]中针对德国指出：德国存在宏观经济失衡现象，需进行监控并采取政策措施。德国因很强的竞争力而实现了经常账户的巨大盈余，并将很大一部分结余投资到海外。这也表明，基于内需的经济增长始终低迷，经济资源可能并未得到有效分配。虽然经常账户大幅盈余的风险远低于赤字，但德国持续存在如此规模的盈余，必须引起密切注意。

本文将基于上述这些现象，主要以德国和希腊这两个最具对比性的欧元国家为例，讨论以下几个问题：欧元区的情况是否的确有所改善，欧元危机是否有望成为过去式？当前的欧盟针对欧元危机所制定的一系列措施是否合理有效？德国本身的经济发展状况是否过硬，是否能成为欧元区其他家的榜样？

二 欧盟针对欧元危机采取的措施的合理性及实施效果

有关欧元危机的原因，学界基本已达成共识。危机的直接原因是：随着欧元的启动，各成员国之间的利率水平迅速趋同，这是人们在创建欧元区时就已经充分预见到的。但不幸的是，欧元区各成员国的通胀水平却并未如原先预料的那样随之趋同。在欧元区名义利率相同的情况下，通胀率越高的国家，实际利率越低。某些危机国家在危机爆发前的实际利率甚至为负^[6]。因此欧元引入后，这些国家信贷需求激增导致境外资本大量流入。货币流通量的增加在这些国家的房地产和投资领域催生出泡沫。随着危机的爆发，信贷泡沫破灭并引发连锁反应，国家便不得不通过银行救援行动和经济景气措施来“接手”大部分的私人负债。这迅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压力，影响国家的偿债能力和信用评级，致使国债利率飙升，几乎阻断了其在金融市场上再融资的可能，这些国家因此深陷债务危机，甚至面临国家破产。^[7]这说明欧元区成员国的通胀水平差异是导致欧元危机的一个重要的直接原因。

过度负债当然是出现危机的基本原因，但“市场”在决定一个国家的国债利率时，即判别该国债务违约风险时，绝非简单依据该国的负债水平。2009年，德国的公共债务也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73%，当年的十年期国债利率在3.7%左右；希腊的这两组数据分别为112%和6%，西班牙为54%和4%^[8]。可见，国家公共债务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比与该国国债的市场利率并非呈绝对的正比例关系。

市场最为关心的实际上是债务国在未来的财政盈利能力，因为只有有能力获取足够的财政收入，才有可能偿还债务。未来良好的收入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