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幽灵，一个躁动不安的战争的幽灵，盘旋在2014年德国人的记忆和预感之中。《明镜》周刊在这一年开篇即断言：2014年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由此举行的纪念活动“将成为21世纪迄今为止媒体展现的最宏大的历史事件”。^[1]这种对于一场距今百年之遥的战争的刻意渲染和当下的历史叙述之间呈现出某种亟须阐释的张力。因为就在墨迹未干的2013年，历史学家多米尼克·盖伯特（Dominik Geppert）仍在试图告诉世人，和平话语已经不再必然成为当下和未来欧洲叙述的根基。^[2]然而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不断升级和陷入困局，让承平既久的德国人顿时跌落回现实的土壤：莫非建国以来的和平经验与和平预设竟是受到自身视角遮蔽的错觉和误解？百年前的战事如今会不会重演？^[3]此处借用著名的新闻人雅各布·奥格施泰因（Jacob Augstein）一句并非杞人忧天的新年发问：“1914，2014——接下来呢？”^[4]

无论人们如何解释和应对现实的危机，战争的危险在冷战结束之后再度降临欧洲，使得2014年这个超级“纪念年”（Gedenkjahr）浸淫在“以史为鉴”、“借古喻今”的气氛之中，以至于德国目前在欧债危机中坚守的紧缩政策，也被认为植根于1923年超级通货膨胀留下的偏执症——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是某种“集体精神错乱”^[5]，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之后的巨额战争赔款则是当年通货膨胀的直接诱因。历史的因果似乎触手可及。

也许，2014年的德国人以及其他欧洲人都在不由自主地回味意大利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那句已被滥用的著名论断：“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6]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力图经由梳理2014年的德国一战“记忆文化”（Erinnerungskultur），去把握德国历史记忆和认同情结之间的复杂勾连。

一 欧洲记忆文化的非对称性

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政策之父、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乔治·F.凯南（George F. Kennan）曾经说过，一战可以称为“20世纪的根本性灾难”^[7]，随后出现的俄国共产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无一不是一战的直接产物。^[8]这一观点立论全面与否姑且不论，但是一战作为19世纪帝国格局解体、20世纪全球格局形成的催化剂，对于芬兰、波罗的海三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9]同样不容置疑的是，欧洲从一战和二战中得出的教训，以及由此发端的和解与融合道路。

然而恰恰是后者不无吊诡之处，即我们不得不接受以下现实：即使在一战爆发百年之后，即使在德国总理阿登纳与法国总统戴高乐1962年7月8日在兰斯（Reims）大教堂共同出席弥撒、科尔与密特朗1984年9月22日携手参加凡尔登阵亡将士纪念仪式、默克尔2009年11月11日以第一位德国政府首脑的身份应邀参加法国一战停战纪念仪式等象征性画面已经进入德国人和法国人的共同历史记忆之后，即使在欧洲（或欧盟）已经成为几代人的共同经验和生活实践之后，欧洲甚至是德国、法国和英国之间也无从谈起形成了某种共同的“一战记忆文化”。^[10]巴黎德意志历史研究所的年轻学者安特·魏因里希（Arndt Weinrich）在2011年提出，欧洲和解与融合的最主要推动力量即德法两国对于一战的感知存在着一种“稳定的非对称性”；^[11]法国学者爱丽丝·于连（Élise Julien）在2014年为德国外交政策协会撰写的专题分析中也采用了“非对称性”的说法。^[12]各国甚至对这场战争的称呼都不尽一致：在德国人的历史和政治词汇中，这是“第一次世界战争”（der Erste Weltkrieg），^[13]使用序数词“第一次”即隐隐指向了“第二次”，从而使得1914～1918年间这场空前的文明浩劫不再具有独一无二的重大意义；而在法国人的记忆中，这场“伟大的战争”（la Grande Guerre）是法兰西民族追求和捍卫自由的众多史诗性战争之一，俨然已经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建国神话”，其意义直追法国大革命；^[14]比利时人也在纪念“伟大的战争”，因为他们曾经顽强抵抗德军的进攻和占领，军民付出了空前的牺牲；英国人也有“伟大的战争”（the Great War）的说法，虽然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戴维斯·雷诺兹（Davis Reynolds）认为，英国至今无法赋予一战以积极的道德意义。^[15]在指称的选择上，德国政治学学者赫尔弗里德·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尽管在新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