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德国近期对外政策调整对德国对华政策走势的影响

冷战之后，德国在全球外交与安全政策中的角色定位，经历了从“民事力量”^[1]“国际化的中等国家”^[2]，到居于“共同领导地位的欧洲力量”^[3]和“不断增强的影响力”^[4]的渐变。随着欧债危机和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与延续，欧盟内部开始了一场有利于德国的权力再分配。德国国内有一种声音越来越强烈，要求德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5]

（一）默克尔第三任期对外政策的角色调整

对比默克尔三个任期执政联盟的《联合执政协议》不难发现，有关德国对外政策角色定位的表述越来越积极主动。在2005年黑红大联合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中，德国的自我定位是“欧洲和世界具有责任意识的伙伴”^[6]；在2009年黑黄联盟的《联合执政协议》中，相关的表述是：通过在欧洲和世界的伙伴关系与责任构建更为安全的和平^[7]，“构建”二字彰显德国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的主动性；在2013年黑红大联合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中，有关德国世界责任的表述，首次摆脱了欧洲框架，德国作为“国际社会中可以信赖的伙伴，积极参与全球秩序的构建”^[8]。在2015年2月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德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明确提出，在寻求国际危机的解决办法时，德国已经做好准备，承担领导角色。^[9]

美国等伙伴国家的支持，是德国顺利推进对外政策角色调整的必要前提。

首先，随着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美国希望德国在欧洲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问题上承担更多的责任。在历时两年的有关德国对外政策的大讨论中，美国也是积极的推动者。

其次，部分伙伴国家希望德国能承担更多的安全政策责任。相较于英法等欧洲大国，德国在实力运用上更为审慎克制。波兰和以色列的政治家都希望德国在实力运用上更为主动，相对于德国的强权政治，他们更担心德国的不作为。^[10]

最后，乌克兰危机促使德法两国加强在外交与安全政策方面的合作。德法合作是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动力，它以平衡为前提：德国需要法国，掩盖其强势；法国需要德国，隐蔽其弱势。欧债危机之后，德法之间的不对称性加剧，双方在欧盟内部改革的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为了缓和冲突，德法有意加强在其他领域的合作，欧洲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被认为是一个可能的突破口。

在2015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德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以“来自中心的领导”（Führen aus der Mitte）为题发表演讲。所谓“来自中心的领导”，可以理解为一种来自“中间”的领导：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上看，德国居于欧洲的“中间地带”以及俄美之间的“中间地带”；从国家综合实力的角度看，德国是“中间力量”的代表；从对国际事务的看法上，德国努力探索“中间道路”。

（二）从《联合执政协议》看默克尔第三任期对华政策的基本走势

随着德国对外政策角色定位的调整，默克尔第三任期对华政策的走势也处于波动和调整的状态。德国对华政策传统上关注三个内容：第一，确保德国在中国市场的经济利益；第二，通过经济和文化交往，促进中国的政治变革；第三，推动中国进入西方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但是，随着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的演变，德国方面逐渐意识到，无论是快速发展的经贸关系，还是密切的国际交往，都无法按照西方的预期推动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与此同时，中国尝试在西方主导的国际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