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了“加快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的战略任务。在国家最高层面上推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研究和编制工作，这在当今世界实属罕见，这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努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心和智慧。

2012年，由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博士、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博士分别牵头的三支研究队伍，几乎同时展开了对中国国家资产负债状况的研究，并先后发表了长篇分析报告。在中国研究界，多支研究队伍不约而同地对一桩纯属“帝王之术”的枯燥论题展开探讨，实属罕见。那是因为，自2011年年底开始，很多国外研究机构和投资银行借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问题浮出水面且经济增长率有所下滑之机，彼此唱和地唱衰中国；少数国际评级机构甚至据此调低了中国的主权级别。中国经济学家自然不能坐视不理，编制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特别是政府资产负债表），深入剖析中国各级政府债务的源流、现状、特征及发展前景，评估主权债务风险，我们责无旁贷。

资产负债表助力国家治理

资产负债表原本是企业实施科学管理不可或缺的基本工具。基于权责发生制，资产负债表通过一套精心设计的平衡表来实现经济评估：在负债方，反映企业某一时点的负债总额及其结构，揭示企业现今与未来需要支付的债务数额、偿债紧迫性和偿债压力大小；在资产方，反映企业资产总额及其构成，揭示企业在某一时点所拥有的经济资源、分布情况及赢利能力。将负债和资产结合起来，可据以评估企业的绩效，分析其财务弹性和安全性，考量其偿债能力及经营的稳定性。

国家资产负债表在国家治理乃至经济分析领域中的作用令人刮目相看是在20世纪90年代拉美危机之后。与过去的危机不同，拉美危机主要由过度借债引发，因而显出债务危机的典型特征。如此，资产负债表作为一种能准确刻画一国债务风险、评估其偿债能力的分析框架，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青睐。

资产负债表被引为主流分析工具之后，便迅速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对过去的危机的重新解释，特别是对危机在传导过程以及恢复过程中若干特别现象的解释。在这方面，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的研究是最著名的。在辜朝明看来，主流经济学对20世纪经济大萧条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失去的20年”的原因的解释不得要领。他认为，危机的问题不在于货币的供给方，而在于货币的需求方。经济衰退是股市以及不动产市场泡沫破灭之后，市场价格的崩溃造成在泡沫期过度扩张的企业资产大幅度缩水，致使其资产负债表失衡，负债规模严重超过其资产规模。因此，企业即便仍然在生产经营，也难免陷入技术性破产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企业将自己的经营目标从“利润最大化”转向“负债最小化”，即企业在减少乃至停止借贷的同时，倾向于将其能够利用的所有现金流都用于偿还债务，不遗余力地“修复”资产负债表。倘若很多企业都奉行这种“负债最小化”对策，整个社会就会形成一种不事生产和投资、专事还债的“合成谬误”，这样，即便银行愿意提供贷款，也不会有企业前来借款；全社会的信用紧缩局面就此形成；危机的恢复过程，也因此被延缓。

2008年“百年不遇”的全球经济危机再次彰显了资产负债分析的魅力。此次危机，依然归因于发达国家的居民、企业和政府都负债经营或消费，金融机构则相应地进行“高杠杆化”运作。病因在此，要顺利度过危机，显然就要以“去杠杆化”为必要条件。然而，“去杠杆化”至少涉及两个问题。其一，“去杠杆化”需要大量储蓄，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而储蓄率不易提高，资金更难寻觅。其二，“去杠杆化”作为经济恢复的主要路径，将全面引发“修复”资产负债表的行动。在这个过程中，各经济主体获得新增资金后，其优先选择的不是从事消费、生产和投资等货币当局希望产生的正常的经济活动，而是将之用于充实资本，减少债务，“修复”资产负债表。因此，在相当长时期内，向经济体注入资金反而会产生消费停滞、投资不振，以及信贷市场萎缩的效果。

典型的例证发生在美国。虽然这几年来由美联储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