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习总书记首提“新常态”，不仅体现了党和政府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对客观经济主观认识上的变化，而且会引导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观行动符合经济新常态的客观要求。基于此，我们有必要从理论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

“旧常态”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要弄清经济“新常态”，当然首先要对“常态”有一个清晰的界定。所谓经济“常态”，并不是指经济活动在一段长时期内稳定不变完全可预期的状态，而是指在经济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由经济规律所主导的经济活动相对稳定特征的动态过程。就经济运行的宏观面而论，经济常态应当最终取决于某一段时期由技术、制度、人口与劳动力供给和资本所决定的“潜在增长率”。但是受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影响，在某一段时期，经济常态既可能表现为实现的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也可能高于潜在增长率，前者表现为总需求相对不足、物价水平较低，后者则表现为总需求的相对旺盛乃至经济过热，物价上涨甚至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

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发展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的“常态”表现具有明显差异。这样，我们可以对经济“常态”进行不同的划分，如“新常态”与“旧常态”。虽说可以对经济常态作“新”“旧”的划分，但“新常态”与“旧常态”不是割裂的，“新常态”是对“旧常态”的承继和扬弃。对客观的经济“常态”的认定和判断，会直接影响政府主观的宏观经济决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应当使实现的经济增长常态维持在潜在增长率决定的自然常态。

因此，要分析“新常态”，首先要厘清“旧常态”。从时间来看，与当下“新常态”对应的“旧常态”，大致为21世纪以来十年时间的中国经济状态。中国经济“旧常态”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第一，经济增长率的持续性上升；第二，高储蓄、高投资是其第二个重要特征，同时也为经济增长率持续上升提供了资本供给上的保障；第三，人口红利贡献巨大；第四，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度上升，经济、金融和地方财政均有房地产化的倾向；第五，扭曲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第六，在货币层面，表现为货币供给机制在高度美元本位化的同时，走的是高信贷、高货币投放的通货膨胀之路。

总之，“旧常态”下的中国经济，虽然经济总量取得了持续增长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其在储蓄-投资、国民收入分配中的结构性失衡却日益加剧，对房地产业的过度依赖抑制了创新型的增长，货币供给机制的美元化和高信贷与货币投放的通货膨胀之路，本身对经济的系统性稳定造成了伤害。可以说，经济“旧常态”自身就有向“新常态”过渡的内在需求。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现实背景

中国经济正从中等人均收入水平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并且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转折时期，“旧常态”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旧常态”的高增长，是不平衡式的增长，是以GDP为中心、以投资为主导、对技术进步重视不足的粗放式增长。所谓以投资为主导，实际是通过人为政策刺激而实现的增长。因此，在“旧常态”中，出现违背经济规律和资源环境约束的不可持续的增长，也就不足为怪了。“旧常态”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必然促使经济转向新的增长模式并且实现与之对应的“新常态”。

在“旧常态”日渐暴露其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矛盾时，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一般而言，决定潜在增长率的因素主要有技术与生产率、资本增长率、人口结构与劳动力供给。中国潜在增长率下降，首先是因为中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逐年减慢，并于2010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绝对减少。相反，人口抚养比则由下降转为提高。而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国民储蓄率趋于下降，使得依靠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难以获得有效的资本供给。与此同时，技术进步又是非常缓慢的过程；在投资率本已处于畸高水平且资本存量已大幅增长的背景下，资本增长率趋于下降是必然结果。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换挡“新常态”既是经济发展变化必然导致的供给面变化的结果，也是政府政策取向变化使总需求主动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