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美联储逐步退出QE（Quantitative Easing）的前景渐渐明朗起来之际，中国货币政策的走向又一次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央行是否会在经济不振、资产市场低迷之际，采取明确的宽松货币政策，让中国的货币政策实现从“微调”到宽松的趋势性转变？

经济增长目标实行区间管理增强了货币政策的灵活性

众所周知，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是我国中央银行法的规定。不过，周小川行长曾多次强调，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并不是二元的，增加就业和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也在其中，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也成了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

以CPI来衡量，尽管发达经济体实行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但中期的通货膨胀依然比较稳定。过去两年里，中国贸易顺差与GDP之比已降到了2.5%左右的水平，国际收支达到了基本平衡。经济增长目标取决于政府的短期增长与可持续性之间的权衡，政策取向则取决于政府对稳健货币政策的定义。我们高兴地看到，现在的政府已然接受了中长期潜在增长率出现下降趋势的现实。任何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都要与潜在增长率相适应。在这个前提下，对增长目标实行区间管理，增强了政策的灵活性。外界普遍认为，政府可接受的增长区间为7%～8%。若增长率明显地降到了目标区间下限以下，则就业、金融体系都可能会出问题；若超过了目标区间上限，则物价可能会上升到政府所能容忍的水平。若没有明显的迹象显示经济增长率会很快跌落到区间的下限以下，预计政府不会采取明显的刺激措施；反之，政策调整则是必然的选择。区间管理的政策目标，让中国的货币政策也初步具备了前瞻性指引的形态。

物价水平基本稳定、实现的经济增长率在政府的目标区间内、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目前似乎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政府当局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处于增速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和前期过大刺激政策的消化期。这表明，政府对当前经济状态颇为欣然，与外界对经济前景的“悲观”形成鲜明反差。在吸取过去扩张政策的教训，政府忍受了结构调整和消化过去刺激政策的不利痛苦之后，中国经济将会迎来更健康的可持续增长。政策目前并不是不要经济增长，而是要追求“好”的增长，不是“坏”的增长；要追求与潜在增长率、与生态和自然资源承载力相适应的增长。增长目标这一重大转变，使政策思路也得到了重大调整：面对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长率，不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来实现雄心勃勃的增长计划，而是通过大刀阔斧的反腐败和全面深化改革为经济活动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制度红利。这将有助于提高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公平灵活的竞争也将提高中国经济应对不利冲击的韧性，实现经济与自然环境、经济增长与社会环境的良性互动的包容性增长目标。

“松控结合”的货币政策思路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不会进行微调。

实际上，中国货币政策在2013年就出现了些许变化，这其中，既有总量的适度放松，也有结构性的调整，反映了央行在当下“松控结合”的货币政策思路。

第一，从央行资产负债表来看，自2013年以来出现了货币政策的总量放松。2012年年初，央行持有的国外资产总额为241417亿元，而年底国外资产总额为272234亿元，全年净增加30817亿元。与此同时，全年的央行票据余额净减少了6118亿元。这两者导致近37000亿元的基础货币投放。2014年，在国外资产继续增长的同时，央行票据余额保持在稳定的水平，这表明，自2014年以来央行从总体上仍在增加基础货币的供给。

第二，2013年7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金融机构除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以外的贷款利率下限，放开票据贴现利率管制，不再对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设立上限。这是央行推进利率市场化的重要举措，但同时也被市场解读为央行放松货币调控的信号，被许多人视为央行曲线下调利率的政策操作。

第三，结构性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为了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将新增或者盘活的信贷资源更多地配置到“三农”等领域，加强金融对“三农”的支持，引导加大涉农资金投放，提升农村金融服务的能力和水平，2014年4月25日，央行下调县域农商行存准率2个百分点，下调县域农村合作银行存准率0.5个百分点。货币政策的结构性调整，增强了市场对央行下调所有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的预期。

第四，央行还利用窗口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