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出现与金属工具及文字发明一起，并列为文明时代来临的标志。有着3500年建城史的武汉，见证了辉煌的中华文明进程，并将在今后三十余年间以中国中部首席一线城市，崛起为宜居、高品质的世界级大都会。此种前景，由武汉地理形胜、文明积淀所奠基，由时代机遇所激活，正通过武汉千万民众的奋发努力得以实现。

法国年鉴学派代表学者布罗代尔（1902～1985年）提出区域研究“三时段说”（长时段“地理时段”，可称之“结构”；中时段“社会时段”，可称之“局势”；短时段“个体时段”，可称之“事件”）。^[1]参酌其说，在探讨区域发展问题时，不仅应该注意夺人耳目的事变，还要重视局势指示的趋向，尤需考析结构性要素的基础性作用，通过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交并观照，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上做辩证考析，这或许有助于我们获得关于武汉发展战略的深解。

一 结构性观照：武汉拥有成为世界级大都会的自然禀赋

武汉地处亚热带北沿，人类文明发生线——北纬30度线横贯市南，而此纬线通过的几大人类文明发生地（印度河流域、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因副高压控制，多是气候干热的沙漠地带（其文明全凭江河灌溉，故有“埃及是尼罗河赠礼”之说），而武汉所处的长江流域得大自然眷顾，亚洲大陆中部隆起的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阻挡来自太平洋季风的水汽，使长江流域水热资源充沛，适宜人类生存发展，是中国乃至世界自然禀赋优越、发展潜力巨大的地域，而武汉恰值长江流域条件最好的区段，其优胜处可归结为“水”“通”“中”三字。

（一）淡水富集区

水（主要指淡水）是生命源泉，是文化生发与周流的必要条件。世界诸文化都赋予水以神圣意义：基督教的洗礼、印度教的恒河崇拜，皆彰显水的生命功能，中国先哲老子“上善若水”，更为至论！

地球表面水占四分之三，故地球又称水球，但淡水仅占总水量的2.5%，其大部分又固着在南极洲、格陵兰及北冰洋冰层中，存于江河、湖泊的不及0.1%。淡水至关重要而又极其珍贵。武汉有幸了！中国第一、世界第三大河长江与其最长支流汉水在此交汇，这里是古云梦泽遗存，湖泊众多，湿地广大，有中国最大的城中湖东湖，是“第一资源”——淡水的富集区。如果说，20世纪称为“石油世纪”，那么，21世纪随着非矿物能源（水能、风能、太阳能等）的广为开发，石油的战略意义逐渐降低，而淡水作为不可替代的第一资源，其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

武汉拥有充沛而优质的淡水，是这座城市最令人羡慕的自然特色和发展的最大优势。在武汉所有的称号中，最确切、最值得永久珍视的便是“江城”（李白诗云“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江城武汉应当认真保护、合理利用淡水资源，发展与水相关的产业，充分发挥并整合长江水利委员会、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武汉大学水电专业的科技—人文力量，做好水文章。此乃武汉发展的一大题旨。

（二）九省通衢

武汉是九省总汇之通衢、水陆交通枢纽。九省通衢的含义因时而变，古时及近代指此处是川、黔、陕、豫、鄂、湘、赣、皖、苏等长江流域省份的物流中心，清民之际汉口港的外贸额“驾乎津门，直追沪上”即为明证。当代情况发生变化，我们不能躺在古代和近代的老观念上讲“九省通衢”，而必须从工业化晚期、后工业文明初兴的新形势下，重整“九省通衢”雄风（水陆空几纵几横交通枢纽、现代信息中心等）。这是武汉发展战略的又一重大题旨。改革开放初期武大李崇淮教授提出武汉“两通起飞”，有其深意。当然，制造业也应特别重视。

（三）经济—人文中心

如果说中国的自然地理中心在甘肃兰州，那么武汉则是人文地理中心、经济地理中心、人口地理中心。以武汉为圆心、1000公里为半径画圆圈，中国主要大都会及经济繁荣区皆在圆周近旁。居中可南北呼应、东西会通。发挥居中优势，是武汉发展战略的第三个大题旨。

对于武汉的形胜之优、战略地位之重，古今中外有历史眼光的论者多有阐述：

清代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1613～1692年）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论及全国形胜之地时说：

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2]

近代杰出的政治家宋教仁（1882～1913年）1911年10月撰《湖北形势地理说》，袭用顾祖禹句式，另有发挥：

吾则谓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