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主性的本质

基金会的自主性指的是基金会有独立于其他相关组织或个人之外的自主运作空间，不受外界力量控制，在项目运作、团队管理等各个方面都有独立决断的权限。

基金会的自主性需要落到基金会这一法人主体的本质定位上，基金会属于独立的非营利性法人，是不同于国家、市场这两大部门内机构的社会组织。企业以独立自主的身份进入市场中，并遵循市场的规律来运作。同理，基金会也应该以独立自主的身份进入社会中，获得自主空间，遵循第三部门的运作规律来运作。然而，现实中基金会可能遭受多方力量的干预而偏离其应有的朝着公益、专业、公信等方面发展的轨道，无法自主根据社会需求来运作公益项目和管理团队，甚至成为谋求个人或组织利益的工具。因此，对于基金会的健康运作来讲，自主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当然也是评估所关注的要点。

（一）基金会与政府部门的关系

在当前中国，基金会与政府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联系：除了需要有业务主管单位，并接受登记管理机关的管理之外，许多基金会（尤其是公募基金会）就是由政府或相关部门发起成立的，它们的运作资金、办公场地以及人力资源都要“仰仗”相关部门的支持，有时候还需要利用其行政体系获取社会资源。政府的支持的确让部分基金会极大地缓解了财务上的压力，但是也容易造成政府控制下的基金会自主性缺失、依赖性增长的问题，这正是本章讨论的焦点。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是中国“国家-社会”关系中常见的困境，而这也一定程度地存在于一些政府部门与其发起成立的基金会之间。如果基金会被政府视为下属部门“管控”起来，其业务开展也主要依赖于政府的“输血”，那么基金会将丧失其应有的社会活力；如果放开管制，政府又担心基金会变得混乱无序，或者因为缺乏资源而“休眠”。于是，在“控制-放任”这根轴上，政府的态度总是摇摆不定，因为它们很难去把握控放之间的平衡。

已有研究表明，^[1]就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除了“控制-放任”这一个维度之外，还存在着国家对社会“支持-不支持”的维度，而且这两个维度是彼此独立的。也即是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至少可以分为四种：高控制＋高支持；低控制＋高支持；高控制＋低支持；低控制＋低支持。当然，这是四种极端的情况，中间还存在诸多过渡的情形。

对于政府发起成立的基金会，政府的前期支持几乎是不可或缺的，但这不意味着政府“支持”基金会就是“控制”基金会，不一定会导致基金丧失自主性，“高支持＋低控制”的情形就是代表。基金会是否失去自主性的判断标准在于政府提供支持的同时是否借此来主导基金会的运作。与企业在市场机制中的运作类似，处于第三部门的基金会也受到“社会”这个市场中的规律作用，也即积极地进入社会化运作当中。社会化运作对基金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前提是基金会具有充足的自主运作空间，所以政府在发起并支持基金会发展的同时，要尽量减少对基金会的控制，尤其是切断自上而下、事无巨细的行政把控，以保证基金会在专业化和社会化的轨道上运行。这是政府和基金会关系的一种理想类型。

即便政府部门对其发起成立的基金会采取“低控制＋低支持”的策略，那也未必就是坏事。这种情况下，政府发起的基金会就和其他社会发起的基金会类似，只有主动进入社会中才能获取资源。虽然不排除有些基金会在政府“放手”后将陷入“休眠”状态，但只要它们内生动力一旦启动，就能够迸发出应有的活力和主动性，积极去完成组织的使命。

最差的情况是，政府牢牢控制基金会，甚至将其作为一个下属部门来管理，此时官僚科层体制中的诸多特点将极大地侵害基金会自主运作的空间，最终对其社会功能的承担产生严重的消极作用。

（二）基金会遵循社会选择机制

切断政府或其他力量的控制并不是目的，关键是让基金会回归到应有的社会角色上来，发挥社会组织的优势和特性。当基金会拥有了公益使命和一定独立自主的运作空间之后，才能够进入社会获取资源，并依据社会需求打造“公益产品”。于是，接下来的问题是：当“切断”了控制，拥有了自主空间，并进入了社会后，基金会又如何才能通过自主运作来获取社会资源呢？

事实上，基金会想要获取社会资源，就应当主动向捐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