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内政治发展对俄美关系领域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冷战时期苏美在热点地区的争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对抗是一个重要的驱动因素。无论是对东欧的控制，对中东事务的介入，还是在其他所谓中间地带的对抗上，很大程度上都源自于两国意识形态的对立和社会制度的差异。而且，即便是在冷战时期，苏美力量的对比也始终不在一个档次上，苏联将自己的触手伸向全球，往往并不是从自身实力地位出发，其对意识形态理想的尊崇往往超越了对其自身实力的客观判断。80年代后期以来，苏（俄）美在热点地区激烈角逐的场景逐渐退隐，除了实力对比不平衡这一因素之外，伴随着苏（俄）国内政治发展而出现的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非意识形态化是一个重要原因。从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俄对外战略的调整，俄罗斯对热点地区的政策也相应地有了变化。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如果说俄罗斯的地区政策发生了向传统的某种回归，那么促成这种回归最主要的动机是什么？传统因素在其中起着什么作用？鉴于中东是冷战时期苏美角逐的重要场所，也是冷战后时代俄美关系领域矛盾和斗争较为集中的地区，因此，本文主要撷取中东作为视角，来探讨俄（苏）国内政治发展与俄美在地区热点问题上关系的演变。

从二战结束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在这40年的时间里，苏联的利益与中东产生了盘根错节的联系，有些愿望实现了，但更多的希望破灭了，而这些对苏联而言所付出的代价都实在是太高了，以至于其政策难以为继。从1945年到1985年苏联的中东政策可以划分为界限分明的三个阶段。1945年到1955年是第一阶段，这期间苏联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欧洲和美国；第二个阶段是1955年到1967年，无论是就所取得的成功还是其重要性上，苏联在中东的利益都达到了顶点；第三个阶段是从1967年到1985年，在这期间苏联推行一种对危险性和回报率加以仔细权衡的政策。这三个时间段几乎与苏联的三位主要领导人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涅日列夫的在位时间相吻合。当然，有些政策或者说政策的主要方面在时间跨度上常常是相互重叠的，如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思想就为勃列日涅夫所继承和利用。在40年的时间里，苏联在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都对中东进行了巨大的投入，这一事实说明中东在苏联最高外交决策者眼中具有极高的价值，尽管每一位领导者在这一地区的不同方向有所偏好。如斯大林总的来讲对这个地区漠不关心，但由于土耳其和伊朗与苏联接壤而被置于很高的位置；赫鲁晓夫具有宽阔得多的视野，从北非到伊朗都被视为有助于增强苏联的国际地位和限制美国的影响；勃涅日列夫的政策则较为有节制，他只同那些要么非常可靠要么有很大战略意义的国家打交道，如伊拉克和伊朗就被置于首要的位置。

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是基于两个集团的划分以及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可调和的理论来制定的。例如，斯大林是承认以色列的第一位世界领导人；普里马科夫认为，斯大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以色列吸收的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侨民，开展了共产主义教育，它将像以色列居民点一样成为中东地区的社会主义基层组织。”181997概而言之，斯大林时期苏联对中东的政策明显缺乏周密的计划和长远的战略考虑，从而导致错误迭出。事实上，这一时期苏联对中东的政策几乎是冒犯和激怒了这一地区的每一个国家。比如，战后不久苏联即向土耳其提出领土要求以及在黑海海峡建立军事基地和参与管理；在伊朗，苏联占领着伊朗北部并支持当地少数民族的“自治”和“独立”的分裂活动。苏联的所作所为加深了伊朗和土耳其对苏联的狐疑和敌意，后者随即成为针对苏联的军事机构北约的关键成员，伊朗也成为西方的一个忠实盟友。除了这两个国家之外，斯大林对中东的其他地区不感兴趣，他将阿拉伯君主国家视为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的落后的半殖民地。苏联在1948年承认了以色列，一年以后，由于苏联的支持，以色列又顺利地加入了联合国，而且在第一次阿以战争中，当以色列最困难的时候，苏联给以色列提供了及时的军事援助，通过捷克斯洛伐克给以色列输送了急需的武器装备。然而以色列采取的倾向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策又使得苏联转而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但苏联对以色列的承认和最初的支持已经激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