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上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是，当我们铺陈历史、评点时势的时候，却无法不去关注那些在历史进程中有重要影响者或称“英雄”的表现。很难想象，如果忽略了这些个人，历史的叙事将怎样展开。中国的农村改革已经走过30个年头。回顾农村改革，我们要从家庭承包制说起，要从安徽说起，要从小岗村农民和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说起。正如许多人所知，小岗村在凤阳县，凤阳县在滁县地区。改革发轫时期，在小岗村农民的划时代创造与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领导人。在大包干诞生的最艰难时期，这个人坚定执著地支持了农民的创造，在省委和农民之间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这就是本书的主人公：时任滁县地委书记、后任安徽省长的王郁昭先生。

1978年，滁县地区遭受百年不遇大旱，农民生活更加艰苦，逃荒要饭者陆续上路。王郁昭作为地委书记，在全区“四级”干部大会上，号召基层千方百计搞好生产自救，战胜灾害。由此，“定产到组”、“包产到户”等责任制形式作为“秘密武器”浮出水面。万里在听取了王郁昭的汇报后，肯定了这些当时为政策所禁止的做法，并准许扩大试点。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一种更加彻底的责任制形式——后来成为中国农业家庭经营基本形式的“包干到户”（农民称为“大包干”），在凤阳小岗村悄然出世。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王郁昭以地委书记的政治权威支持鼓励这种责任制。在向省委汇报中，王郁昭提出希望把包干到户作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予以确认，给“大包干”这个“黑孩子”报上户口，受到万里同志的赞赏与肯定。正如万里在省委会议上所言：“包产到户不是我们提出来的，问题是已经有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他妈妈挺高兴，可解决大问题了，你不给报户口行吗？王郁昭同志说了，孩子挺好的，给报个户口吧，承认它是社会主义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许多干部都看过，都热乎乎的，但回来以后又凉了半截。为什么？不合法呀，要批判呀，说它是资本主义。那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分田单干也不是资本主义。群众已经认可了，我们只能同意、批准，给它报个户口！”不过，当时这个户口只是安徽地方户口。从大的政策环境来看、从全国来说，当时中央文件规定不许包产到户，政策争论仍在僵持。万里同志离开安徽后，省内政策氛围陡然逆转。新省委领导在会议上说：“包产到户虽然能增产，但不是我们的方向，对老百姓来说情有可原。对我们县以上领导干部来说，头脑要清醒，不能只顾眼前利益，犯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错误。”随后，新省委领导表扬了没有搞包产到户的县是坚持马列主义的。也就是说，搞了包产到户的就是反马列主义，就是犯了修正主义错误，矛头直指滁县地委，王郁昭作为地委书记首当其冲。在省委召开的有关会议上，滁县等地区的责任制受到批判围攻。在这种艰难处境中，王郁昭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说：“我已经准备被撤职，但我问心无愧，对得起党，对得起广大人民群众。”在两种政策主张尖锐对立的关头，王郁昭主持的滁县地区工作没有后退，终于迎来了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突破坚冰、凯歌挺进阶段的到来。

农民的选择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根本动力，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改革的辉煌成就首先属于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农民群众。农村改革率先从安徽突破，滁县在安徽一马当先，大包干首创于滁县地区凤阳小岗村，继而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全国，展示了农民的伟大力量。这也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明证。但是，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地方领导人的作用。基层群众的创造或者呼唤，在初期往往稚嫩弱小，甚至因为其异乎常态而被“妖魔化”，因此，需要识别、扶持、总结提升。这时候，地方领导人的作用就充分显现出来了。在特定情景下，这些领导人的选择甚至决定了这些弱小的新生事物的命运。如同人们早就注意到的，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产生之初，地方干部的态度和表现是不同的：有致力于打压者，因为他们认为这不是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比如与滁县地区毗邻的省份就写出大标语——“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有等待观望者，因为他们还不能明确自己的立场，或者真的不知所措，或者在犹豫中考量风险；有积极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