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是中国历史上跌宕起伏、捉摸不定的一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成为全年最核心的主题。在众多的猜测和角力中，中国的全民公益事业在相对较少的社会关注中选择了悄悄地“突围”。这一突围一方面表现在2011年以“郭美美”事件为导火索引发的人们对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层层质疑和指责，构成了对中国公益界的“十月围城”，无论是官办机构还是民间组织都有着强烈的危机感。另一方面，突围也表现在当公众和传媒普遍唱衰公益之时，2012年中国公益慈善界，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在尽最大的努力重建公益慈善界的公信力、创新力和影响力。在这次突围中，我们看到，在这个历史转型时刻，青年人崛起成为全民公益的主力，公益呈现新老两代的交替。而在公益青年的推动下，整个全民公益界呈现跨界合作、策略联盟和专业转型的新趋势和新特点，这三股潮流的汇合正使得中国的全民公益注定要在未来的2013年走上一个新台阶。虽然依旧暗流涌动，各地差异不同，但是可以看到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第三部门已经在中国悄然出现。

一 全民公益概念的扩展与青年公益的兴起

2010年当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广东省政府联合向社会公布全民公益的理念时，全民公益主要强调与计划慈善和富人慈善不同，它是普通人可以参与的公益，人人都有能力和意识来做公益。2011年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和《南方日报》联合发布的全民公益研究报告则将全民公益诠释为公益既是普通人作为公民的权利，也是作为公民的责任。2012年，全民公益在中国已经主流化，得到普遍的认可。一方面，公益和慈善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传统的以捐款捐物和扶危济困为特征的慈善越来越成为大的全民公益概念的一部分，而大公益概念也进一步扩展，无论是富人慈善还是政府的公益参与都在得到重新诠释后，被纳入全民公益的理念之中。全民公益被理解为“一切个人或者组织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或者公共价值而开展的志愿行动”。公共性、志愿性和行动性构成了这个概念的基本特征。在某种意义上，全民公益是传统慈善事业与现代公民社会理念经碰撞结合形成的一种新的中国道路^[1]，其核心就是公民公益。现代慈善的本质也正是公民公益。这种理念强调公益慈善是作为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的礼物交换。正因为这种礼物交换，公益才能使得公益人可以在奉献社会、服务人群的同时，自身也得到很多非物质的收获和成长。

正是在一百年前，中国第一位留美的社会学博士朱友渔先生在中国第一篇社会学博士论文中以中国的慈善精神为主题，指出中国的慈善传统源远流长，从一般的救济到互助慈善均有，同时在近代出现了公民慈善。一百年前的洞见迄今已经成为公益界的强音。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确立了社会建设作为五位一体的国家建设的重要部分，而公益因为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参与而成为社会建设的关键领域。本书中的《中西比较视阈下公益慈善的伦理诉求》和《中国传统慈善近代转型的文化动因》两文分别从伦理学和思想史的角度指出了公民公益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现代公益慈善事业一方面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构建有关爱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它的近代化过程体现着政府、知识分子和西方文化的多元互动，今天它同样可用来处理中国面对的时代问题和社会矛盾。2011年年末的小悦悦事件和2012年年末五个流浪儿童在寒冬中死亡事件，更进一步凸显出公共空间的冷漠和风险。这些社会矛盾依靠政治化的维稳机制已经难以控制，社会矛盾需要社会化处理，它依赖在社会领域内实现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的多元共治^[2]。全民公益既是一种新的公民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同时也是公民自我组织、自我行动，进而形成持续的自助、互助和他助的文化机制，从而可以在文化层次上通过公民社会来化解社会矛盾。

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全民公益的实质是具有公民意涵的公益。在本书的导论中，我们对公民公益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探讨。而2012年如果要在文化层面上来观察全民公益的亮点，那么最值得我们审视的就是青年公益的崛起，从勇于救人的“托举哥”的连环出现到西安反日游行中的举牌“挡车男”，从活跃在公益组织最前线的青年人到在各个QQ群、论坛和社交网络上发声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到处都可以看到80后、90后青年人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