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3年05月 |
一 研究背景
近年,志愿服务行为和慈善捐赠行为在中国大地上兴起,逐渐成为中国公民社会活力的迸发口。其中,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各种不同性质、关注不同议题的社会组织,特别是公益慈善类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为中国公民志愿服务和慈善捐赠等公益行为提供了多元化的渠道。在2013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国务院更是明确提出,包括公益慈善类在内的四类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查同意,政策环境上的逐步开放意味着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将会迎来更迅猛的发展势头,这也将为人们公益行为的实践营造更有利的社会和组织条件。同时,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面越来越广,中国公民的社会道德水平、公共服务与互助意识,以及公共生活参与的能力也在稳步提升,这构成了公民积极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内部条件。志愿服务和慈善捐赠行为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我国的志愿服务事业大致经历了孕育、启动、发展、深化和全民参与几个主要阶段,2008年中国所经历的南方冰雪灾害、“5.12”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等重大事件,更是翻开了中国志愿服务的崭新一页[1]。在慈善捐赠上,也开始有机构系统地收集相关数据,关注中国不同类型主体慈善捐赠的动态,例如中国民政部主办的中国公益慈善网就对不同省市、组织、个人的捐赠和接受捐赠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统计分析[2]。
然而,一系列社会事件也引发了人们对社会冷漠的忧虑。轰动一时的“小悦悦”事件,令人们为18个路人的见死不救而无比心寒。因搀扶倒地老人却反而受到法律惩罚的彭宇案、许云鹤案,也让人们为助人行为所付出的代价而感到担忧甚至恐惧。“郭美美”事件更使得中国的整个慈善捐赠事业遭受沉重打击。2010年公布的盖洛普全球民意调查数据称,在中国只有4%的受访者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从事了志愿服务,仅有11%的受访者参与了慈善捐赠。按该调查结果,中国公民的利他行为在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中位列倒数第七[3]。
面对这些看似矛盾的社会趋势,人们希望了解,中国公民的利他和互助行为的现状究竟如何?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这方面的问题尚缺乏系统的实证研究,使得中国公民的利他和互助行为的基本状况并不明晰。在这样的社会和学术背景下,中国公民的利他和互助行为究竟处于什么状态?在本研究中,我们将通过志愿服务和慈善捐赠两个方面来考察我国城市中公民的利他和互助行为,并希望探讨三个与此相关的主要问题。
第一,中国公民志愿服务和慈善捐赠的基本情况如何?我们希望通过对北京、广州、昆明三个城市的随机抽样调查,为回答该问题提供一些虽然是初步的、但是比较扎实的实证资料。
第二,影响志愿服务和慈善捐赠的因素有哪些?有一些相关研究从资源稀缺和成本理论来考察这个问题,但我们认为这种视角存在不足。在本研究中,我们希望运用社会学视角,分析社会学和人口学变量与志愿服务和慈善捐赠之间的关系。
第三,志愿服务与慈善捐赠是否能增强参与者的生活幸福感和满意度?西方研究发现,公民的利他行为能提高本人的幸福感[4]。在中国是否也是如此?对此我们将进行探讨。
二 方法与数据
本次研究的数据收集方法是由中山大学电话调研中心进行电话调查,于2011年春季进行。通过随机拨号,在北京、广州和昆明三个城市采访了3039位年龄在16岁及以上的受访者[5],每个城市的受访人数在1000名左右。
之所以选择以上三个城市,是因为考虑到志愿服务的参与率在全国范围可能较低,进行系统的全国性研究所需要的样本量一下难以确定,所以决定首先选取志愿服务和捐赠行为较为活跃的地区开展第一步的研究,以便为将来的全国性样本研究打下基础。所选三个城市都有着比较健康的志愿服务和慈善捐赠环境。其中,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中心,有着众多的社会组织,其涉及的领域范围广泛,动员和参与能力较强。昆明是云南省的省会,由于省内贫困落后,地区为数较多,生物种类丰富,拥有众多关注环境问题和扶贫问题的公益组织,包括大量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聚集昆明。广州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珠三角地区,经济繁荣、市场开放,对于来自国际的各种社会思潮有较强的包容性。因为邻近香港,受香港民间公益组织和公益活动者的影响,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