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几年来，城市农民工、外来工、流动人口已经逐渐成为城市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城市中的众多基础设施建设、城市中的众多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作都是由这个群体完成的。虽然他们在城市中并不居于核心地位，客观地说他们只是城市中的边缘群体，但是，毋庸置疑，城市农民工、流动人口的问题，意义却极为重大。它是关系到未来50年中国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社会能否长治久安的基本问题之一。

一 城市化进程的一般规律与中国城市化的困境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大规模的城市化现象发端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大规模使用机器的生产活动，要求劳动要素的相对集中，再加上工业区域劳动市场价格的吸引作用，造成了农村人口向某些中心区域的迅速集中。人群的集中也带来了市场活动、商业经营以及服务业的发展，人群集中本身也创造就业机会。上述诸种因素的相互影响，于是使得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以及所谓的“现代化”成为同样的一个历史进程。这样，从18世纪中叶开始，到20世纪中叶，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也就是说，多数人口形成了聚集居住的格局。例如，20世纪中叶，一些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分别为：美国72%，英国87%，联邦德国79%，荷兰86%，加拿大77%，澳大利亚83%。

更进一步观察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大体上可分为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集中化”为特征，就是前述的从工业革命开始，到20世纪50年代前后，表现为工业和人口的持续、大规模的集中，城市数目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大城市不断增多。第二阶段则以“分散化”为特征。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中出现了所谓“市郊化”（suburbanization）以及后来的“超市郊化”（exurbanization）现象，即大批居民从城市的中心地迁往城市的郊区地带。这一方面是因为城市的中心地带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另一方面，发达的现代交通工具，也为人们从城市移居到郊区提供了可能。于是，这一阶段的区域发展模式表现为城市中心区域人口增长停滞，城市周边区域不断扩增，“卫星城”式的居民区发展迅速。于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城市群”或“城市带”发展较快。当然，近来也有学者提出第三个阶段，即所谓“绅士阶级回流”（gentrification）的说法，指中产阶级又回到市中心，但是，关于这是否真的是一种潮流，目前还有争论。

然而，一百多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是一条十分曲折、反复的道路。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军阀割据的困扰，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均衡，有些地区，比如上海市，城市迅速扩张，另一些地区则完全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布局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但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建立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也就是说，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比较典型的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此种逆历史潮流的做法，非但不能真正解决城市人口聚集问题，反而使我国的城市化问题矛盾累积。由于我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样，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总之，我国的城市化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城市化的困境之一在于，长期积蓄的矛盾，使得今日城市化举步维艰。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战争、外患内乱的原因，城市化的发展滞后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反城市化战略、二元分割的户籍政策，使得城市化长期停滞，甚至一度出现倒退。由于矛盾长期积蓄，城市化任务的压力就显得无比沉重，需要在短期内解决长期积蓄的问题，出现了短期内城市化需要加速发展的局面。显然，这会带来新的发展上的不协调。

迄今为止，中国社会是一个差异性极大的社会。当然，此种差距并不是今天形成的，已有长久的历史。毛泽东早年分析中国社会的重要结论之一，就是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社会。今日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之一，仍然是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