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公民社会领域的外国影响不容忽视。自21世纪之初起，国外基金会和政府每年都在中国倾注数以百万计的美元，涉及的一系列议题涵盖了从广义的公民社会建设到明确寻求非政府组织（NGO）作为合作伙伴参与的艾滋病教育项目。2002年至2009年，美国的基金会向中国提供了超过4.42亿美元的资助。^[1]2005年，德国新教教会发展服务组织（EED基金会）为32个进行中的项目和两项奖学金投入了420万欧元的资金。^[2]同年，加拿大政府资助的加拿大国际发展署（CIDA）向在中国的新开设项目和已有项目投入了249350000加币，其中包括直接资助中国非政府组织的210万加币预算（2002年至2006年）。^[8]香港也是中国大陆众多项目的常规资助来源之一，主要的机构渠道包括绿色和平组织、香港乐施会和社区伙伴等。

针对上述大量优先资助的项目，很多资助机构和国际非政府组织资助、发起和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培训项目，用以向在中国的受资助方和中国非政府组织介绍国际“非政府组织管理”中的“最佳实践”。这一潮流催生了一个小的分支行业：帮助设计或实施“能力建设”项目的中方组织。很多此类组织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运作，而它们的资金和工作内容则来自外国的捐赠机构。

时至今日，有关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大多数学术研究几乎都没有触及这一国际影响，它们转而选择研究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正式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大多数是GONGO，即政府控制的非政府组织）的爆炸性发展。^[3]本文则明确考察外部影响，专注于外国资助机构一直宣传的“模范”做法和组织结构，讨论中方受资助机构对此的接受程度，以及这一做法对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影响。

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其他种种考虑，不同捐赠机构的目标和它们希望在中国实现的影响也千差万别。但是，如果这些捐赠机构共同的目的——就像它们在网站上及大量公开的资料中所写的那样——是促进人权、基本自由和民主，那么我们可以预期它们所推动的培训项目会展现出某些尤为突出的共同点。例如，我们也许可以期待培训项目传授政治理论家和社会科学家们所强调的民主素养与习惯（明确地自我表达、妥协、建立共识等）。或者，如果外国捐赠机构将非政府组织视为推动特定议题的代表，诸如全民教育、性别平等或艾滋病人的权利等事业，那么我们应会预期看到培训内容专注于培养沟通技能及提供倡导工具，以促进NGO与政府官员的互动和影响政府政策。

但是，由国际捐赠机构推动的有影响力的培训项目，在其设计和实施过程中，上述重点都不明显。相反，最显著的是这些项目及其背后的理念是要创立“专业化”的非政府组织——在结构和运作上均要与北美的非政府组织类似，并由此更能符合捐赠机构期望看到的组织发展模式。而中国的受资助组织常对这样的安排有抵触情绪，其理由是某些舶来的架构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下是不切实际的，或对于新出现的中国非政府组织而言是不适合的。虽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有时会担心外来势力的目的在于激进民主化或政体变革，^[4]但实际上，这些培训项目的作用与主流商业管理模式及中国政府企图规范NGO的诉求相当一致。^[5]

笔者将焦点放在了两个“能力建设”项目案例上——其中一个项目所受到的最大影响来自美国的机构，而对另外一个项目影响最大的是加拿大的组织。在笔者进行田野调查的2005年至2006年，它们被视为对中国NGO影响最大的两个项目。^[6]每个项目均在此期间培训了几百名学员。此外，很多中国NGO的工作人员和专业学者接受过培训之后还建立起他们自己的“能力建设”机构，或在其他项目中担任培训师。

笔者作为学员参加了两个为期数日的能力建设讲习班，采访了资助人、培训讲师、课程开发人员和学员，对培训项目手册、资料、课程规划和练习册的内容进行了分析，并翻阅了资助人和培训组织印制的年报和其他出版物。^[7]2005～2007年，笔者还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了广东地区两家健康领域草根NGO的活动，同时也为关注其他议题（其中包括劳工权利和教育）的非政府组织做临时志愿者。在此期间，笔者还为由中国民政部组织的一个非营利领域相关法律“专家”国际会议提供翻译和带领议题讨论等协助。此外，在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