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慈善作为“具有实质内容的道德事业”^[1]，是社会建设的关键领域。公益慈善的动机和目的关涉人们对道德社会的认识和愿景。伦理诉求问题即对道德动机和行为价值目标的综合判断，可谓文化内在伦理精神的体现，是一种与生活经验密切相关的价值生态。^[2]但伦理诉求并不是抽象的道德要求，一旦脱离“生活世界”及其依存的文化传统，伦理诉求则陷于虚幻或苍白无力。诚然，作为人类道德生活的实践内容，“公益慈善”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会呈现不同的范式^[3]，因为文化传统总是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存样式和思维方式，具有强大的预制性功能，这种“预制性”表现为对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而显现的潜在、先在和先天的制约影响特性。^[4]通过追溯中西方公益慈善的思想传统，比较不同文化传统下伦理诉求的差异，我们以为，西方文化限定的伦理诉求很难对中国传统作有力的解释，反之亦然。中西方伦理诉求的差异不仅体现文化传统的差异，更是在全球化的现代社会追求人类共同伦理精神的宝贵资源。

一 西方视阈及其阐释局限

伦理诉求被西方学者视作公益慈善概念的重要诠释向度。^[5]哲学家佛朗西斯·培根是把公益慈善的希腊理念引入英语写作的第一人，他认为，希腊人所说的“philanthropia”意为“热爱整个人类”（the affecting of the weel of men）^[6]，这就是他所采取的“善”（goodness）的意义。韦伯辞典的定义表明，公益慈善的动机是“普遍的善良意志”，其价值追求是“普遍善”（universal good），这一概念显然受到康德伦理学的影响。康德认为：公益慈善（philanthropia）即“人类之爱”，其道德动机是以他人的福乐（salus）为乐，“行善，即尽自己的能力帮助身处困境的其他人得到他们的幸福，对此并不希冀某种东西，这是每个人的义务”。^[7]一些当代学者沿袭了康德的道义论视角，如舍维什认为：公益慈善的动机是道德义务，目标是满足一种交流的需要；史密斯提出：公益慈善的目的是利他或公共服务，而且这种行为并不期待获得较大可能的相似利益回报。^[8]另有一些学者则更偏向结果论的角度，范·泰尔提出，“志愿捐赠的目标或动机”是“满足某种慈善的需要”；佩顿给出了简明扼要的定义：公益慈善是谋求“公善”（public good）^[9]的志愿行动。

这些概念尽管各有侧重，但其背后有两个不容忽视的文化背景。

一是宗教传统背景。在基督教教义中，慈善是极其重要的道德要求，而基督教的慈善观又聚合了来自希伯来和希腊两个基础性的理念：公正和爱。

第一，来自犹太教的公正理念。在《旧约·以赛亚书》中，从“呼喊”到“公正”的文字游戏“表现着希伯来人的正义情绪：应该对发出求助‘喊叫’的弱者做出坚定的、父亲般的、仁慈的回应，这样才能有公正”。这一理念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公益活动的“抗争”特质。“在18世纪以后，被关怀的喊叫加上了平等的政治权利的喊叫。没有这种合法的、被传统保证的‘喊叫’，福利社会与工业民主都是不可想象的。”^[10]

第二，来自希腊文化的“爱”。与“神爱”不同，希腊神话强调对人类的爱。现代英语“公益慈善”（philanthropy）一词的本源就是普罗米修斯的“爱人类”（φíλοζ-áνθρωποζ）精神。在埃斯库罗斯的古希腊悲剧中，普罗米修斯之所以遭受百般折磨，是因为他把宙斯的宝物“那适用于各种技艺的火焰光辉盗取给人类，为这罪过，他理应遭受天神们的惩处，让他从而学会应该服从宙斯的无限权力，不再做袒护人类的事情”。^[11]基督教将“人类之爱”融入“神爱”，让“神爱”成为爱他人的动因，把慈善之举看做爱神的证明。“仅仅因为上帝一开始是无条件地爱我们的，我们才会被命令去爱上帝，才能够坚定地爱上帝，也才能够像爱我们自己一样爱邻人。”^[12]慈善行为出于对上帝的爱，也是对上帝之爱的表达。《新约·马可福音》中“青年财主”与耶稣的对话生动地诠释了这一点。青年问耶稣：“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首先告诉他，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一个是良善的；然后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青年问：“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