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以公民的本质特征为基础和核心而建立起来的教育目标体系，公民教育以公民的独立人格为前提，以合法性为底线，以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为基础；它由此表现为理论上和实践中的主体性教育与平民教育特质，并以权利与义务相统一为其基本的教育取向。^[1]公民教育是世界性的，它无疑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主要国家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公民教育又是民族性的，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的文化传统成为它的预制性因素，影响着公民教育的价值取向、公民教育的展开和公民教育的设置，使之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其内涵所及与包容的是一个变数。

一 一个调查引出的问题

我们从2007年10月到2008年6月，通过半开放式问卷和访谈提纲，以笔谈和口谈的方式，总共访谈了广东省部分高校200名大三和大四的高年级法律本科生，调查研究他们接受法律专业教育后的人情观念。

调查表明，98.5%的学生认为，在中国法律实践中服从人情法则，是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社会发生影响作用的必然结果。在他们看来，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讲人情的社会，为了维护和实现社会和谐，干什么都要适当地考虑人情因素。因此，司法实践中的人情是一个传承下来的习惯，是一种无法避免的潜规则，是一个深深地刻在我们民族内心的印记。受这种既定习惯的影响，中国的司法实践就不可能按照现代的法律观念和法律程序展开，无法脱离人情的羁绊。人们甚至将运用人情干扰司法审判的行为看做有能力的象征，是足以增加求情者和施情者面子的事件。我们不能以当代的社会标准去评判历史传统，只能选择接受它，并按照它的要求处理社会关系。

95%的学生指出，当代法律实践强调人情法则的规范作用，是很多法律工作者适应残酷的社会现实需要的选择；法律教育灌输法律信仰的价值与意义，可是社会现实逼迫个体逐渐卷入人情的大熔炉，公正廉明等法律职业道德要求最终只能在顺从人情的大潮中被遗忘。他们认为，律师在法律代理实践中如果要接收到案源或者能够在诉讼中取胜，除了要具备良好的职业素质，还必须多与公、检、法各个机关部门的人员，通过人情的运用建立良好的关系。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深谙国情，为了赢得诉讼，往往优先选择与司法系统有着密切联系和深厚人脉的律师。

57%的学生认为，人情干扰了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甚至使人们失去了对法律工作者与法律的信任。在他们看来，当人情介入时，司法的公正诉求就变了质、换了样。“人情”足以使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甚至因为司法实践中人情因素的存在，人们对司法的独立和公正失去了信心与信任。他们认为，沉重的人情负担使得中国很难实现司法独立，从而无法保障司法公正。法院在审理一个案件的时候，要考虑到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包括来自公、检的，也包括来自律师的甚至犯罪嫌疑人的，这些都会影响到司法独立，影响到审判公正。但同时有不少学生认为，人情可以使办事人得到方便，节约时间，有利于提高审判结案率，在司法领域是一种必需的利于办理案件的途径，应该值得肯定和保留。

在人情与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100%的学生选择服从人情的需要。他们认为，人情是中国社会中的普遍现象，人情无处不在，世人无法离开人情而存在。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形成的问题，并非势单力薄的法律专业人士朝夕之间所能改变的。既然无力改变，就应该接受。以法律的公正理想抵制社会的人情现实，反而可能会陷自己于不利之中。在一个人情味很浓厚的社会氛围中，如果个体仍然坚持“包公审案”时的不阿情怀，最终可能遭到社会现实的遗弃。相反，司法实践中如出现人情的阻滞，则只能通过人情的再运用来解决，接受了高等教育的法律专业学生应该更熟稔地利用人情以处理世故。

90%的学生认为，要改变中国司法领域的人情现状，从长远而言，取决于人们价值观念从群体主义到个人主义的变迁。但这种转变不是朝夕之间可以完成的。因此，他们提出，作为一种过渡时期的可行方案，我们只能依靠不断健全和完善的司法监督制度、司法准入制度等，加强对司法行业与司法过程的规制。但是，在进一步的深度访谈中，他们对这种设想又表示了深层担忧，指出如果多数人的价值观念仍然以人情为主导，那么这些制度设计也无法在实际生活中得到切实遵循。很显然，司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