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如哈罗德-多马和索洛的模型、舒尔兹的人力资本论、罗森斯坦的大推动理论、纳克斯的均衡增长战略、赫希曼的非均衡增长战略等）普遍强调的是经济中的真实变量，如资本、土地、人类资源等。在这些理论中，金融要素被视为既定的（或者说是完善的），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被看成一个常量（实际上是一直被忽略的一个常量）。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以后，才逐渐有一些学者对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开始给予较多注意，如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55，1966，1968，1969）、卡梅伦（Cameron，1967，1972）和帕特里克（Patrick，1966）等。戈德史密斯提出了一国金融工具与制度随着该国的经济发展而发展的观点，并提出了衡量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金融相关率（FIR）。卡梅伦在对19世纪后期一些国家的案例研究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帕特里克则研究了金融发展对国民财富的构成及使用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落后国家应采取金融优先发展的货币供给带动政策。

如果增长需要资本的积累，并且有赖于对资本的有效利用，那么一个行之有效的金融体系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一，金融体系提供支付服务，提供充当一般等价物的交换媒介和支付手段——货币。黄金、纸币、信用卡、电子汇兑等交换媒介和支付手段的诞生、发展及被广泛地接受，解决了买与卖在时间和空间上、量和质上不一致的矛盾，从而降低了商品生产者互相交换商品的交易成本，节约了商品流通费用，加速了社会再生产，促进了经济发展。

第二，金融体系关系储蓄与投资，在资金盈余部门与资金不足部门之间起中介作用。在缺乏有效的金融体系时，筹资的成本是很高的，资金供给者的风险也是巨大的，投资者通过自我积累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但其能够积累的资金量将受到很大限制。因而，从专业化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金融中介部门从真实生产部门分离出来，在投资和储蓄之间起媒介作用（包括资金规模、资金的期限结构、利率结构、金融风险、币种等方面），可以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同时也解决了直接借贷所带来的缺乏流动性问题（通过借短放长等），降低了信息成本从而降低金融风险。此外，金融机构的分散与多样化经营也降低了整个金融与经济体系的不稳定程度（一笔不良贷款的损失可以被其他高绩效贷款带来的收益所抵消）。

第三，假定金融机构是一个“经济人”，其行为受利润最大化准则的限制，金融机构将把其吸收的储蓄投入经济中最有效率的部门（即那些最具有赢利机会且最有偿还能力的投资者），因而，高效率的生产部门将会得到更多的所需资本，从而总体的经济效率将得到提高。

第四，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行业内的生产效率会有高低不等，从整个社会看，行业间的生产效率也存在差别，通常新兴产业要比其他产业有较高的生产效率，在追逐利润的动机下，金融中介机构通过对这些产业的信贷投入，还间接地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产生经济结构调整效应。

二 金融压制与金融深化（麦金农-肖学派）

金融压制通常是指存在一系列繁杂的行政控制或税收机制，从而阻碍金融体系正常、健康发展的状况（P.Newman，1992），这种状况使金融与经济之间陷入一种恶性循环。麦金农（1973）和肖（1973）在这个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麦金农认为，“当政府对国内资本市场征税或在其他方面扭曲国内资本市场时，该国经济即可说是在金融上‘受压制’的”（McKinnon，1989）。在金融压制经济（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中，传统的货币理论是不适用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一般是“割裂”的，大量的经济单位互相隔绝，金融领域也呈现为“二元”状态，现代化的外国银行与大银行分支网络与落后、传统的钱庄、当铺、高利贷组织并存，同时金融市场（尤为资本市场）极不发达，信用工具很少。这种市场不完善的一个结果，就是大量的小企业和住户被排斥在有组织的资金市场之外。他们要扩大生产投资，就只能靠自身的内部积累，但由于在发展中国家，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具有“无限不可分割性”，或者说技术变革和投资不是可以细分的，只能间断地以成批形式出现，因而积累只有达到一定的规模以后，才有可能跳跃性地进行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