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在过去的30多年中，人口红利推动了高速经济增长，其传导机制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保证劳动力充分供给，抚养比下降产生了高储蓄率，而高储蓄率正是资本供给的重要条件。同时，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进而保证了高资本投入可以成为高速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口红利并非人口总量问题，而是人口结构问题。简单概括来说，当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抚养比较低时，整个国家会呈现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局面，此时就出现了人口红利。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人们很少能够预见到，人口年龄结构可能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但是，人口结构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因此，“红利”总会消失，随之而来的将是不可避免的“债务”，即劳动力供给不足、资本报酬递减、储蓄率降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潜在增长率受供给方面的因素影响，从增长核算方程来看，供给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在增长核算方程中，在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不变的前提下，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将直接降低中国未来的潜在增长率。此外，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被打破，将直接引起资本边际报酬开始递减，与此同时，抚养比上升又会引起储蓄率下降，进而将不能继续维持原有的高投资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投资率下降时，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势必降低。

事实上，中国人口转变进程要快于一般人们的认识。特别是，中国特色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人口）^[1]减少的速度更快。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发展报告2012》在“六普”数据基础上预测了中国人口结构变动情况，报告显示：按照现有趋势，中国15～59岁的劳动人口从2010年已开始减少。即使从现在开始执行“单独二胎”政策（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可生二胎），也无法改变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递减的趋势。这一基础性变化进而改变储蓄率、资本报酬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趋势。

基于最新的人口结构变动数据，本文的模拟结果显示，“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GDP年平均潜在增长率分别将降低到7.2%和6.1%。为此，如何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重要课题。在给出具体政策建议之前，我们首先需要针对潜在经济增长率问题强调以下两点。

第一，潜在增长率不应人为超越。因为潜在增长率是现有的要素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水平。如果人为刺激经济增长，实际经济增长率远离潜在经济增长率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负面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例如，过度刺激导致通货膨胀、在产业政策支持下形成产能过剩、产业结构偏离比较优势、保护落后的产业和企业，以及资源和生态环境超过“生态阈值”导致对生态环境产生毁灭性伤害。

第二，潜在增长率是可以改变的。通过改变劳动供给、资本供给、提高生产率的方法，可以改变潜在增长率。但是要改变这些因素，就会涉及各种改革，而改革正是保持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例如，户籍制度改革使农民工市民化，这就意味着劳动力的供给更充分、更稳定，这本身就是提高潜在增长率的重要因素。如果能够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清除制度障碍，让资源持续从低生产率的部门和企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和企业，就可以提高整体经济的效率，进而提高潜在增长率。因此，提高潜在增长率是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源泉，而途径则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本文根据变化了的人口结构，估计中国未来的GDP潜在增长率。在今后10年潜在增长率显著降低的情况下，如果寄希望于政府出台各种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刺激手段，达到保增长的目标，则不可避免地会看到各种扭曲的结果，欲速则不达。因此，本文从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角度，阐述经济增长所应依托的源泉。

二 估计中国的潜在增长率

我们根据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趋势，对投资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做出一定假设之后，估计了中国GDP的潜在增长率及其变化趋势（见图1）。我们采用的增长核算方程及其对中国潜在GDP增长率进行的估计，基于一定的外生假定条件，这些假设锁定了中国未来潜在GDP增长率和其他相关变量的发展轨迹。下面，我们分别论述这些假设。

图1 资本存量增长率、潜在就业增长率、TFP、GDP潜在增长率的变化趋势（1996～2020年）

图1 资本存量增长率、潜在就业增长率、TFP、G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