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介绍一下《中美战略互疑》报告的写作过程。2010年10月前后，我和李侃如决定合作撰写这篇报告，前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到2012年初完稿，于当年3月由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正式出版发行，中文译稿同时由北大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印发。

我们撰写这篇报告，是基于对中美关系发展趋势的担忧。2009年奥巴马上台以后，中美关系平稳发展了半年多的时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级别很高，气氛相当好，双方有意避开了一些敏感问题。然而，是年11月，奥巴马对中国的访问却不大成功。美方不大满意的原因之一是，美方本来期待奥巴马在上海的演讲能够像上几次美国总统正式访华那样，进行电视直播，但没有获得中方批准。12月，出现了诺贝尔和平奖引发的中国“人权”问题之争。许多中国人认为，这是美国官方在幕后操纵的，但美方坚决否认。在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中美分歧凸显，相互高调指责对方。在安全领域，美国当时指望中国在伊朗问题上配合它的行动，但没有获得成功。2010年初的谷歌风波中，中方怀疑美国政府在故意破坏中国国内稳定。当年2月，奥马巴在白宫会见达赖喇嘛。更令中国人愤慨的是，奥巴马政府于当年1月决定向台湾出售大批先进武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下来，4月韩国声称朝鲜应当为其海军“天安号”军舰的沉没负责。为此，美国和韩国在黄海进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而中国对此做出了比较强烈的反应。许多中国人认为，美国对朝鲜的压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与此同时，中美经贸摩擦也趋于激化。

2010年秋天，我和李侃如见面时，不约而同地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感到忧虑。虽然两国官方强调建立战略互信，我们所看到的却是彼此的战略不信任在增加。如果长期积累起来的相互疑虑得不到澄清，中美发生战略对抗的可能性必然增加。李侃如提议，我们两人合作写一份报告，向各自政府提供信息和减轻互疑的建议。我提议，参考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对待争议的模式，即各自坦率地阐述本国的观点，然后以学者的身份，提出共同的政策思路。

2011年春天，李侃如起草了报告的导言部分，我进行了修改补充。然后，我们俩分别撰写了中国对美国的战略疑虑和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我们重点描述的是政府主流观点，而不是媒体反映出来的民众观点或者知识精英的视角。我们从长期的工作经验中（特别是李侃如曾经担任过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清楚地知道各自政府的具体部门之间会有不同视角，甚至有不同观点。比如，外交部门、国家安全部门、经济部门、国防部门之间对中美关系和对方国家会有不同关注。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的不同利益为观察者所熟知；而中国的维稳部门、宣传部门对美国的负面看法和防范意识，恐怕也比其他部门要多，这是很自然的。所以，我们在表达“中国看法”或“美国看法”时，需要把握国内不同观点和视角的平衡。写作这部分的过程中，李侃如采访了美国若干部门（包括军方和情报部门）的高官。他希望，我也能采访中方的高级官员。我明确表示，两国政情不同，这件事情没法做。我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客观、全面地阐释中国观点。

各自分别撰写的部分基本完成后，我们相互读了，做了些许修改，就准备写政策建议部分。李侃如说：“我起草了导言部分，建议部分该由你来起草。”我同意了，但是拖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写出像样的东西。想来想去，我觉得应当先找出中美战略不互信的根源，才能对症下药，寻求解决办法。于是，我写了“分析”部分，建立互信的“建议”部分还是李侃如起草，我修改补充的。

其次，谈谈报告发表以后各方的反应。我们的合作报告发表后，有不少读者问：“你们的报告事先得到官方批准了吗？有人向你们授意了吗？”还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王缉思被允许大胆披露中国官方观点。”坦诚地说，我既没有事先征求官方意见，也没有刻意隐瞒这一合作项目。就像写学术文章一样，文责自负就是了。

对这篇报告的一致肯定之处，是它抓住了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如何建立战略互信。从国际政治研究的学理层面看，一般的研究角度都是两国间的实力对比、利益考量、意识形态对立、社会制度差异等，还可以包括文化对比。但从战略互信问题展开来探讨的文章还不多。这本来不是一篇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