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这一合作研究重在研究彼此对对方的认知，得出的结论坦率、深刻、及时，对于中美致力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和相互尊重、平等的伙伴关系十分重要。要处理好中美关系必须加强合作、控制冲突、减少误解、培养与发展战略互信。其中第三、四条非常重要，但却是双方研究与探讨较少的。这一问题解决不好，对前两个方面都将有重大影响。

双方的战略怀疑有些是有根有据的，将长期存在，如互疑的第一来源（“不同的政治传统、价值体系和文化”，也许还应加上一些确实存在的利益冲突，其反映的是双方结构性和深层次的问题），对之主要是进行危机与冲突管理。但也有一些互疑是缺少依据、带有偏见的，或是出于缺少了解，对于这些战略误解、误判，搞清楚了，将有助于两国的领导人及民众加强对对方的真实了解，有助于双方适当调整相关政策，有助于减少合作的阻力，降低冲突的可能性。作者所言的战略互疑的第二、三类来源（对对方决策过程与机制理解和认识不够、对双方力量对比变化的不同认识），是可以也完全有可能通过双方的努力使误解与怀疑逐步减少与降低的。

二、两位作者有一个共同观点，即相比较而言，由于历史的原因及中国仍处于弱势地位，中国对美国的怀疑度更高些。我赞成这一看法。但这也说明如果要想改善与发展中美关系，中国也许可以更有作为。中国对美国的某些战略怀疑或认识基本属实，是由双方仍存在的战略利益分歧所决定的；有些战略怀疑或认识曾经是有根据的，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已经不够客观、准确；还有少数战略怀疑与认识从一开始就未必准确，甚至并非是领导层的认识，但囿于国内政治，在公众舆论压力下，却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我们的领导部门及专家学者，如果能在后两方面多做些解疑释惑的工作，我们的对美政策就可能得到更好的执行，并产生更好的效果。

我认为中国更可以有所作为还基于一点，即对中国自身政策的了解。中国不想与美争霸，不想与美进行军事竞赛，并真诚希望与美建立起新型大国关系。因此，只要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坚持与之一致的对外政策，美国对中国的许多不实猜疑就可能逐步消除。

三、两位作者提出的五个方面的政策建议（涉及经济贸易、军事战略、网络安全、小多边对话、公众情绪）中肯、务实、有见地。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两国的智库之间完全可以就其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在此，我仅重点就第二、第四两点建议谈一点支持的意见。

首先，关于“军事战略”。要想减少两国的战略怀疑，保持和发展两军对话非常重要。长期以来，中美两军关系与其他方面的关系相比，明显滞后，战略怀疑最深（是最为“最坏前景”所支配的领域），合作最少，因而最易成为两国摩擦的牺牲品（动辄即被停止，历史上已有六七次）。然而，以辩证的观点来看问题，在一定条件下，也许最薄弱的环节恰是最有潜力发展的环节和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环节。在当前与未来，要想打破中美战略怀疑的现状，减少双方的误解，这是一个值得双方下大力气的领域。由于存在着“三大障碍”和“三大差距”（军力差距、任务差距、体制差距），我非常赞成增加与采取“2+2”的方式（“有高层政治领导人参与，与各自军方一起”）来加强两国的军事安全对话，并使两军的对话能长期保持下去。两国军事安全对话的目标应是使这一领域的误解逐步减少，使双方的共同利益可以通过切实的合作不断发展，使双方确实存在的尖锐分歧（主要在传统安全领域）得到有效控制（通过建立与发展CBM、建立与完善双方之间的危机管理机制、建立有别于美苏及美俄之间的战略稳定机制）。

其次，关于举行“小多边对话”。我认为，无论从改善中美关系还是从加强地区安全着眼，举行一些包括中美在内的三边对话，都是有意义的。这既有益于减少国内对他国联合对付我的担忧，又是更加有所作为的表现，我们完全应该有信心搞好这些对话。此外，我一直认为，如果中美日举行三边对话，这可能为未来我与美双边军事同盟开展对话打开希望之窗。美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仍将长期存在，这是我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与其对抗不如对话，道理就这么简单。我们的目标应是通过相关通话，争取在非传统安全方面开展合作，在传统安全方面加强危机管理、避免冲突，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