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战略评论》自2008年创刊以来，以年度报告的形式，跟踪、分析、评论了国际战略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在《评论》第五期即将付梓之时，回眸一下近年来的国际形势新发展，感慨良多。

美国的金融动荡在2008年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刺穿了许多国家的经济泡沫。欧洲至今还深陷于主权债务危机中难以自拔。欧洲一体化面临严峻考验。2011年的福岛大地震、海啸和核事故，无异于给日本经济雪上加霜。欧日两大经济政治实体，皆处于信心不足、前景欠佳的状态。多年前常常听到的“日本崛起”，不久前还耳熟能详的“欧盟崛起”，都已经被公众忘在脑后。美国经济在缓慢复苏的进程中，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许多美国人和国际舆论现在热衷于谈论“后美国时代”的多极世界，“单极世界的阴霾”似乎已经烟消云散。

2011年，“基地”组织的精神领袖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被剿除，恐怖组织策划的血腥爆炸事件在全球范围内有所减少，被西方视为宿敌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也死于战乱之中。但是，从2011年初开始的此起彼伏的中东乱局，并没有给西方带来多少欣喜的理由。穆巴拉克下台后的埃及政局动荡，伊斯兰势力上升。伊斯兰国家内部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的争斗愈演愈烈，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扩大，以色列内外环境趋于紧张，均引起西方国家更大的担忧。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安全形势恶化之时，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的军队却不得不逐步撤出该地区。一般舆论认为，“阿拉伯之春”及其连锁反应，对西方国家来说是忧多于喜，从整体上削弱了西方的影响。

与此同时，“金砖五国”（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的力量上升和在全球事务中的合作协调，成为世界舆论特别是中国舆论关注的另一个重要趋势。中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的持续壮大，成为新兴国家中最突出的亮点。在未来10年里，金砖国家的整体实力有望进一步增强。此外，印度尼西亚、越南、土耳其等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也处于经济实力的上升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的成立，标志着拉美一体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观察家认为，这些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其实力的增强与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间将产生更大矛盾，从而有力地挑战发达国家在全球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有人把上述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趋势称为“东升西降”。就此而言，中国所处的国际战略环境应当是得到大大改善的，因为中国所受到的国际压力基本上来自西方，而所借助的力量更多地来自发展中国家。但是，从本期《评论》刊登的几篇相关研究报告来看，实际情况却是中国人所感受到的国际环境趋向严峻。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有利的全球力量对比”和“恶化中的国际环境”之间在感觉上的反差呢？为什么中国力量的日益上升，却不能带来中国外部环境的逐步改善呢？我们认为，问题可能出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沉重打击了西方经济，同时也损害了新兴大国。在全球化时代，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确实出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象。西方大国对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乐见其成，而新兴大国对西方经济低迷也不可能幸灾乐祸。就中国而言，西方国家的市场萎缩和金融机构信誉下降，加大了出口和投资方面的困难，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最近印度经济形势不佳，也同外部环境的消极因素增加有很大关系。由此看来，经济上的“西降”和“东升”并非一种因果关系。综合来看，未来几年中国的国际经济环境不容乐观。

第二，国内战略评论家所作分析的逻辑起点，传统上是国家（特别是大国），落脚点则是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这个分析框架的缺点是容易忽略一些国家之下、国家之外的全球趋势。例如，全球人口发展严重失衡，发达国家和俄罗斯人口发展速度接近于零或低于零，这些国家和中国的老龄化问题突出，而南亚、中东、非洲人口仍在迅速膨胀。于是，全球性的人口迁徙难以阻挡，新移民同原住民的矛盾激化，及至引发政治冲突。大规模城市化带来的卫生、治安、教育、交通、环保、水电供应等方面的瓶颈愈发狭窄。发达国家的高福利、高消费和发展中大国的低福利、低消费等因素所造成的全球经济失衡，在可预见的将来难以明显缓解。全球化进程中的收入分配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