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财政收入正式突破10万亿元，关于宏观税负合理性以及减税区间和规模的讨论越来越多，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宏观税负的合理区间或者最优值是多少？除了经济发展因素，还有哪些因素影响了中国宏观税负的边界？本文以财政的基本功能为基础，在回顾宏观税负决定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全球各国宏观税负及其变化的典型事实，重点论述了中国所特有的国家异质性可能对于中国理论宏观税负的影响，并据此给出了对于中国宏观税负合理性边界的判断。

一 关于宏观税负文献的述评

宏观税负可以采用不同口径衡量：其中最窄的口径是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中等口径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宽口径是按照IMF政府收支手册定义的政府收入，涵盖了财政收入、社保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和国有资本经营收入，虽然后者的使用和控制游离在财政部门之外（安体富、岳树民，1999）。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实际税率都存在上下边界，其中上边界是宏观税负的最高值，下边界可以等于零，毕竟在鲁滨孙·克鲁索的世界中没有政府，也就无所谓最小政府，中间的空间留给财税部门的税收努力。我们探讨的是对现代国家来说，宏观税负的上边界是如何确定的？

在中国宏观税负的合理性的判断上，已有的文献大多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是宏观税负的国际比较。这类文献衡量了各种口径的宏观税负及其变化趋势，很多还注重了数据来源的国际可比性。从比较结果来看，小口径税负偏低，大口径税负偏高的基本判断从20世纪90年代维持到现在。鞠东升、陈琍（2003）通过国际比较的数据发现，宏观税负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在税率上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正在趋于上升，不发达的国家的宏观税负则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保持在25%以下为宜。林赟等（2009）将我国1994～2007年宏观税负口径比照OECD国家调整后，比较分析得出，我国的宏观税负处于OECD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较低水平，但分税制以来的税收的增长导致差距快速缩小。林颖（2009）则认为，我国2006年IMF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在人均收入相近的国家中已经偏高。李永刚（2010）则采用了基于购买力平价的人均GDP作为分类标准，发现中国含社保税和不含社保税的宏观税负水平都不高。刘佐（2011）认为以中国政府收入来代表的宏观税负要远远高于税收本身所衡量的水平，从而导致名义负担水平偏低，实际负担水平过重。陈旭东（2012）将全口径的中国政府收入用于国家比较，发现非税负担比重过高是导致居民税负痛苦指数上升的重要因素。国际比较首先要注重的是可比性问题，从理论上讲，国家间宏观税负的比较意味着政府职能逐步趋同。本文将在第二部分分析政府职能和宏观税负的收敛性问题，其重点是在收入水平等基本经济发展指标之外，分析国家异质性对于宏观税负的影响。

确定宏观税负的第二种思路是依据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数量关系。这类文献认为税收增长应当依靠经济增长来取得，将税收弹性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例如0.8，见安体富、岳树民（1999）］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很多学者研究了以经济增长最大化为目标的宏观税负水平。普遍认为我国宏观税负在20%左右比较合适，这符合世界银行关于低收入水平国家宏观税负的判断。马栓友（2001）利用1979～1999年的数据考察了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认为使得总投资率和私人投资率最大化的宏观税负分别为19%和18%，变化模型形式的结果依然稳健。刘永军、王进猛（2002）利用1980～1999年数据测算的促进投资最大化的宏观税负为20%，同样的结果也被李俊霖（2007）的经济增长最大化Barro模型所支撑。郭彦卿（2010）以1993～2006年的数据估计的中国投资率最大化的税负水平为26.3%，考虑到误差的经济增长最大化的宏观税负水平应为23%～30%。在动态模型估计上，李晓芳（2007）采用时变参数模型估计的结果是支撑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优的宏观税负水平，从1994年的15.9%上升到2004年的18.2%，同时期的宏观税负水平低于最优宏观税负水平。董玉婷、董承章（2009）采用状态空间模型估计的结果是我国目前的宏观税负应当为18%～23%。杨中全等（2010）采用DEA分析得出的经济增长最大化的宏观税负在2007年接近24%，高于当时的宏观税负水平。关于从经济增长的视角来看待宏观税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