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纵观全球发展有两条路径，一条是成熟经济体走得比较均衡的路径，一条是发展中国家走的赶超型的路径。发展型政府的非均衡结构主义特征明显，即通过政府动员储蓄，投入到工业部门中，并利用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获得赶超速度。但当经济发展到中高收入阶段后，赶超经济体面临着巨大转型，或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转向持续发展的均衡道路。经过30余年来在全国的领先发展，2011年，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的人均GDP分别达到12447美元、12784美元、13058美元、15085美元和17018美元，以5市为代表的中国特大型城市，已经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区间。但是，2007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个发达城市GDP增长持续减速，天津市GDP增速徘徊不前。类似问题在沿海其他发达省份亦已出现，经济已经很难维持原有增速了，甚至还会面临发展停滞的风险。但很多省份的政府仍希望更强大的产业政策，数量化的转型指标强力推动转型，加大投资，保持增长，这实际上已经不符合发展阶段的内在规律了。我们认为，需要改变这种发展主义的理念，转向成熟经济体的依托市场激励、以效率持续改进推动转型与增长。

转型发展可以理解为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结构转变，转型升级受到效率提高和广义恩格尔定律的牵引。传统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差别在生产方式上，同样，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差别也在生产方式上。现代生产方式的表现是生产的分工深化，获得规模化生产能力，并得到规模收益，核心是劳动效率能得到持续提升。现代生产方式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从低效率的农业转向高效率的工业，从高效率的工业转向更高效的服务业，在此过程中也推动了农业和工业发展，直到产业间效率均衡，结构稳定。生活方式则体现在广义恩格尔定律上，即从食品占消费支出比重的下降拓展到物质消费占消费支出比重的下降。因此人类需求结构会牵引着产业不断变化，服务业比重会越来越高。但在可贸易条件下，一国或一个地区供给结构不一定与需求结构完全吻合，而供给结构更多地服从效率原则（比较优势）。但从全球范围看，广义恩格尔定律又是决定性的，服务业需求比重持续提高。

从全球经济发展规律看，将一个国家的增长速度分解后，增长份额最大的贡献者是各国产业部门的比重和该产业部门效率变动的乘积。如果服务业的比重持续提高，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但服务业效率改进又慢于制造业效率的变动速度，则整个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下降，欧美国家进入高收入水平后经济增长减速就是受到了上述规律的影响。服务业比重提高是因为受到广义恩格尔定律的牵引，而服务业可贸易水平低于制造业，由规模引致的效率持续改进要低于可贸易水平高的制造业。随着全球服务贸易的加速发展，这种局面会得到改善。纵观发达国家，由于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和服务业不可贸易导致的效率改进速度慢等因素降低了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但也成就了它们比较均衡的经济结构。它们保持竞争优势的核心仍是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效率改进，尽管各国策略不同，如德国更倾向于制造业，英美更倾向于服务业，但效率改进是核心，而效率改进的背后是市场激励、人力资本、企业竞争力提升，以及政府和社会协调效率的改善。

按照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第二产业劳动力比重在40%～45%的水平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在50%的水平的情况，可以认为现阶段中国发达城市的发展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情景。这些特大城市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将处于规模收益递增（下凹型增长曲线）向收益递减（上凸型增长曲线）演变的转折阶段，是从要素投入型规模扩张增长向效率驱动的集约和创新型增长过渡的时期。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发达城市当前的增长减速实际上遇到了同发达国家一样的问题，城市化水平高达90%，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制造业比重不断下降，导致GDP增长速度下滑，重返过去的增长方式已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核心是如何能持续改进效率并形成更均衡的产业结构。本研究中的指标设计尝试一个不同于以产业政策干预为基准的“转型升级指标”，而是以效率为主导，结构并举，把增长潜力（人力资本、企业研发等）、生活质量和稳定性纳入转型升级的评价体系中，强调了持续劳动生产率的改善才是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