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Lucas（1988）所言，当一个人开始集中精力思考经济增长的时候，他就不会再考虑别的问题了。经济增长理论无疑是经济学中一个振奋人心的研究领域，其对于一国经济总量增加的研究似乎更符合经济学“经世济民”的外在表象和亚当·斯密对国家财富本源探究的初衷。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学界重要的热门研究领域。

从理论发展来看，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已经经历了古典增长理论、以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索洛模型、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等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阶段，进入了“新”增长理论或“内生”增长理论阶段，而“新”增长理论，根据由经济现象抽象出的不同假定，又可区分为多种理论分支。^[1]随着中国经济连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成就所隐含的经济增长理论与政策含义也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大量富有价值的探索。中国学者近年来的研究，不仅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框架或内生增长模型中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一些主流范式的研究，也有大量的研究显示出了与西方新古典主义范式、以技术为主的内生经济增长范式明显不同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经济中的制度性和结构性因素的强调，对结构与制度变迁视角中的经济增长理论与政策进行了深入探讨，逐渐形成了一种有中国特点的研究范式。

本文第一部分回顾了中国学者们新近形成并倡导的新结构主义增长理论，从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二元经济、所有制结构、区域结构等方面梳理中国经济中的结构性特征对经济增长形态所产生的影响，并分析了逐渐成形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旧的结构主义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等学科的联系和区别。第二部分对制度研究路径的经济增长文献进行梳理和回顾，主要对中国学者所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范式的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进行述评。第三部分对在包含结构性和制度性变量的内生经济模型中探讨技术进步的代表性研究进行述评，以凸显中国经济中企业研发、知识溢出和技术变动的不同特征。第四部分将中国学者的结构性与制度性经济增长研究的主要议题与西方经济学界的类似研究做一个比较，并对未来从结构和制度角度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可行路径进行了展望。

一 新结构主义路径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不仅面临着经济发展的问题，还面临着二元经济等结构性问题。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问题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随着发展经济学的没落，增长理论也逐渐开始研究增长中的结构问题，所不同的是增长理论主要使用新古典方法研究结构理论，也就是林毅夫（2010）所提倡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范式。事实上，这种研究范式早已在增长理论研究中出现，Kongsamut、Rebelo和Xie（2001）、Foellmi和Zweimuller（2008）、Acemoglu和Guerrieri（2008）等研究就深入探讨了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化及其造成的不平衡增长，而中国学者近年来发表了大量关注经济增长中的结构问题的研究文献，形成了经济增长研究的新结构主义路径。学者们倾向于认为，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因素是中国经济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对这些结构性因素的改革，是中国经济得以迅速增长的原因。例如，张军、陈诗一和Gary H.Jefferson（2009）估计了中国工业改革四个阶段的分行业随机前沿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将TFP变化分解为技术改变、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和结构红利四部分，发现中国结构红利是显著存在的，回归结果揭示投资和劳动力结构、所有制结构、规模结构和外资结构等工业结构改革对前两个阶段的结构红利模式都有显著的解释力。这些研究充分表明，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因素进行理论和经验上的研究，有助于加深人们对经济增长过程的了解。

刘霞辉、张平和张晓晶（2008）将中国经济自改革以来的经济结构变化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分析，最为重要的结构变化包括产业结构、城乡结构、所有制结构和区域结构。林毅夫（2010）对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相对旧结构主义（即发展经济学的主要范式）、新古典主义不同的中心信条、基本假设、理论命题和政策建议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基于新古典主义研究方法但在上述方面截然不同的研究路径，尝试建立一个考虑发展中国家的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