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别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因并试图影响政策是增长理论研究的目的。自Solow（1956）提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准模型以来，现代增长理论研究的进展可以被看成沿着将基准模型中的外生变量内生化的路线进行。在Solow模型中，外生给定的储蓄率、技术进步率和人口增长率决定了人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决定了经济的“稳态”增长率。Cass（1965）、Koopmans（1965）以及Diamond（1965）分别以“无限期界”和“世代交叠”为前提假设，从家庭的最优消费决策出发将储蓄率内生化。以Romer、Lucas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以知识溢出（Romer，1990）、人力资本内生化（Lucas，1988）为视角重新探讨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技术因素。Barro、Becker（1989）与Becker（1991）等人的工作则着眼于家庭对生育行为的最优化决策，试图在新古典分析框架内解释人口增长率的变化。至此，增长理论对在新古典生产函数中有所反映的各要素的内生决定已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

然而，制度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能够正式进入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对此，无论是Veblen、Commons等早期的制度主义者，还是以North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都对主流经济理论中制度外生假定的局限性做出了深刻批评。North（1990）给出了制度的定义，认为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人类行为的约束机制，它构成了人际交往的边界。他指出了制度的两个重要作用：一是为经济行为人提供激励，进而决定经济的最终产出；二是影响财富的分配，决定资源的分配格局。就增长问题而言，North（1973）提出制度才是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因素。与制度相比，生产要素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仅仅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制度变量游离于新古典框架之外而得不到内生化处理，对增长理论模型理性演绎范式的持续构成了挑战，使经济理论家不得不开始对制度与增长的相互关系问题进行严肃思考。兴起于20世纪后期的新政治经济学则包含了对这一问题的集中研究。

新政治经济学使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了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与个人（或集团）的理性选择之间的互动。其对制度与增长之间关系的探讨沿着以下两个方向展开：一是试图分析制度本身如何受政治经济活动的影响从而被内生地决定；二是研究制度通过何种途径作用于一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以下分别对这两个方面的新近工作进行介绍。

一 制度变量的内生决定^[1]

对制度内生决定的讨论，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都有所涉及。例如，Eicher（2003）从知识产权（IPRs）角度入手，将制度变量整合进基于R&D的增长模型，认为市场规模或人口规模是决定制度结构及其变迁的关键变量。Aghion、Alesina、Trebbi（2004）则强调了公民对政治家赋权的大小与公民在政治家当选后对其进行干涉的权力之间的均衡在政治制度决定过程中的作用。而新政治经济学对该问题主要从利益集团的视角进行讨论。美国经济学家Daron Acemoglu以产权制度为切入点，为分析制度的内生化问题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框架。Acemoglu、Johnson、Robinson（2004）以前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为样本，比较了四种关于制度如何决定的假说，包括“效率制度论”（The Efficient Institutions View）、“意识形态论”（The Ideology View）、“偶发制度论”（The Incidental Institutions View）和“社会冲突论”（The Social Conflict View），并认为“社会冲突论”是唯一能够对殖民地的制度变迁提供合理解释的假说。该观点的独特之处在于强调政治制度对经济制度的选择起决定性作用，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不会随着历史的变迁而进行自我修正，同时认为无论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都是政治权力（political power）博弈中占优集团有意识的选择，而非由重大历史事件被动地决定（“偶发制度论”）。

在此基础上，Acemoglu构建了初步的理论模型，其要旨可简述如下：一个政治经济系统在t时期存在着给定的政治制度和资源分配状况，二者共同决定了t时期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所掌握的政治权力的大小。在各利益集团的政治博弈过程中，占优的一方将以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原则决定第t期的经济制度和第t+1期的政治制度。而第t期的经济制度又决定第t期的经济活动水平和t+1期的资源分配。通过把政治经济视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并引入利益集团的理性选择和政治博弈过程，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变量就能够由政治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