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时间:2013年01月 |
一 生产型政府支出研究模型的发展
传统宏观经济学认为,政府支出属于短期总需求管理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在短期内可以提高总产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行为被视为暂时性的总需求冲击。在IS-LM模型框架中,表现为IS曲线的移动。[1]然而,如果把传统宏观经济理论与现实宏观经济运行联系起来,分析具体经济行为时,要得到更详细的分析机制就要考虑其他方法。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关政府支出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相关研究,开始从政府支出总量转向政府支出结构。其中,Arrow和Kurz(1970)把政府支出划分为生产型政府支出与消费型政府支出,并且最早把生产型政府支出视为一种投资形式。作为模型变量的政府支出也从模型外生变量演化为促进生产、提高消费效用[2]的内生变量。这个转变对理论研究的另一个影响是:政府支出活动与经济波动、经济增长的关系所使用的模型从传统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模型,发展到使用新古典增长模型,以及内生增长模型。
从研究模型发展的角度可以发现,宏观经济理论发展始终和现实经济运行密切相关,以有关政府支出的研究为例。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对政府支出生产性研究,即始于对当时现实经济的思考:为什么70年代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停滞,远离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初期的高增长阶段(Aschauer,1989;1990)?之后的一些研究也在探讨,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府财政支出应该做出怎样的结构调整?特别是冷战时期的防御性预算开支,在后冷战时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是用于转移支付、社会保障支出以提高福利?还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Fisher and Turnovsky,1995)?近期一些论文讨论了美国政府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推出的财政刺激计划的效果。这些刺激性财政政策有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危机时期的表现是什么(Woodford,2011;Nekarda and Ramey,2011)?而国内对政府生产型支出的研究,关注政府高投资冲动以及投资型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郭庆旺、贾俊雪,2006;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4)。
本文从研究理论模型发展的角度来总结政府生产型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即生产型政府支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其中,包括生产型政府支出变动在短期内对经济的扰动;在长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本文分别总结了在新古典跨期最优化框架下,以及在投资决定型内生增长框架(以A-K模型为例)下,生产型政府支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关于政府生产型支出[3]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现有文献给出了不同的结论:有文献认为政府生产型支出促进经济增长;也有文献认为二者关系并不明朗。Aschauer(1989;1990)认为政府生产型支出提高了总产出,他计算出1949~1985年,美国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达到0.39,并提出美国自1970年以来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原因,有80%可以归于同期公共资本投资的下降。Lynde和Richmond(1993)使用了非平稳变量估计模型,使用数据实证证明:公共资本投资确实提高了英国制造业的生产率,并且计算出相应的产出弹性约为0.2。Fernarld(1993)以及Finn(1993)也支持Aschauer(1989;1990)的结论,同时使用不同经济计量模型,计算出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在0.1至0.3之间。而Aaron(1990)以及Taton(1991)则持不同意见,他们都认为Aschauer(1989;1990)的结论依赖于其使用的经济计量方法。Fisher和Turnovsky(1995)曾经提出,公共资本投资对总产出贡献率的计算取决于对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长期关系的估计,估计方法的差异也会导致结论的差异。
本文认为,政府生产型支出通过提高生产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了企业生产边界,在新古典跨期最优化模型中,挤出当期消费水平,但是提高了跨期整体福利水平;在内生增长模型框架中,考虑公共资本品拥挤条件,公共投资对生产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Romer(1990)定义的知识外溢对生产的促进作用,所产生的正外部性提高了生产可能性边界。
本文中,生产型政府支出是指用于公共资本投资积累、建设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政府支出。其中,生产性基础设施可以提高企业生产能力,包括公路、桥梁等公共运输设施,以及公共教育、职业培训等人力资本积累。另外,本文考察的是生产型政府支出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实际影响,所以并没有加入货币因素,也不考虑政府融资模式的差异。[4]
现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