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的宏观背景下，文化发展已经不是纯粹单一的文化自身发展，在我国，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上升，日益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构建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科技含量高、富有创意、竞争力强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支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为推动科学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当前，在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日益严峻的形势下，文化产业成为转变发展方式的主战场。^[1]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成为国内学界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

2007年12月14日，国家正式批准武汉“1+8”城市圈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8年，湖北省委省政府决定构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简称“鄂西圈”），由此在湖北省形成了“两圈一带（长江经济带）”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布局。湖北文化产业的发展对这一区域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宏观战略的构建与实现，提供了另一个战略支柱。

一 文化产业发展的价值溢出效应

世界上一些国家将发展文化产业或创意产业作为推动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进步的政策渠道，主要基于文化产业发展的价值溢出效应。一方面，文化产业的发展能够带动国家实体经济的增值，形成文化产业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价值倍增效应；另一方面，文化产业本身通过向社会提供“文化产品”这一特殊商品，极大增加了社会的福利总量，形成了社会文化福利的溢出效应，如通过文化供给的特殊作用降低了现代经济社会的伦理紧张。

一般认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对国家或区域总需求与GDP的贡献是文化产业发展价值溢出效应的主要方面，并且已经广为人知，成为各国制定文化产业政策的理论依据。但文化产业发展对于历史文化资源的“赋值效应”却并不广为人知。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文化科技与文化内容的融合与传播，有利于建立全球化文化产品供给链。而文化产品的全球性贸易扩展，导致了先进国家和先进地区对后发国家和欠发达地区特色文化旅游服务总需求的快速增长，后发国家或欠发达地区人类文化遗产和优质自然生态资源被重新纳入一个新的价值发现过程，民族文化遗产不再仅仅表现为一种静态的精神价值存在，而随着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整体水平的提升具有了动态的价值增量。

这种发展趋势以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美国及欧洲的文化保护运动为典型。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纽约出现了以早期工业区的功能重建为特征的“苏荷模式”。欧洲与美国百老汇齐肩的另一世界性文化艺术中心伦敦西区也日益显示其带动城市发展的综合性价值。2007年伦敦西区剧院的票房收入约为4.7亿英镑，比2006年增加0.69亿英镑；^[2]观众人数为13636540人，比2006年的12351495人增加了10.4%，为伦敦带来了巨大的活力。^[3]西班牙毕尔巴鄂市的发展则受惠于古根海姆博物馆的成长。1997年博物馆落成后，第一年参观人数就达到136万人次，其中85%以上来自该地区以外，而这其中的84%又是专门为了博物馆而来到毕尔巴鄂，仅博物馆的门票收入就占当年全市财政总收入的4%。截至2000年，博物馆的经济收入已达4.55亿美元，成为当地经济的龙头产业。^[4]韩国在1997年遭受金融危机之后，不到五年时间经济再次崛起，文化产业在韩国整个经济的复苏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从1995年到2001年，韩国电影出口从21万美元增长到1100多美元，增长51倍。不仅如此，韩国的网络游戏产业带动宽带网络普及率在世界摇摇领先，并直接促进了电子商务在其他领域的发展。^[5]

在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的浪潮下，文化资源的价值不限于文化传承价值甚至不仅仅表现为“门票价值”，而表现出一种价值增量的积累过程，表现出对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乘数效应”。根据我国经济学家刘世锦等人的研究，2007年全国文物系统投入与产出比是1∶8.1。^[6]尽管受到中部区位、交通和资源承载力的限制，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的投入与产出比仍然达到1∶6。^[7]美国《文化投资：州的政策创新》显示，非营利性文化产业每年为联邦、地区、州及地方创造244亿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