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是跨越意识形态和文化障碍、进行跨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因其“记录真实”的社会认知价值、历史文献价值和“神形兼备”的文化传承价值、艺术欣赏价值，而拥有了其他新闻产品和艺术作品无法企及的国际传播力，成为构建国家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以及传播本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在西方，纪录片频道是文化输出的重要窗口，美国探索公司（Discovery）在本土有13个频道，但它在全球其他国家的落地频道却多达20个以上。21世纪以来的10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中国题材无疑是当今世界最受关注、最受欢迎的内容之一，Discovery亚洲频道在过去三年制作了超过100个小时的节目，其中25%与中国有关。2010年，探索频道在中国题材纪录片的制作上投入了64万美元，大陆桥公司投入的经费为255.5万元，良友公司投入1000万元。^[1]但中国制作的纪录片却由于缺乏对西方受众观赏习惯和国际市场的了解，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正如辛克莱尔（John D. Sinclair）所言，文化产业生产出的产品或服务，比如电影或电视，提供给我们各种术语和象征，我们在生活中的思考和交流无时不在运用这些术语和象征：社会差别的形式、群体认知和认同的热望、社会价值与理想的肯定与挑战以及社会变化的经历。^[2]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产业视野下的纪录片是保留国家独特价值观、维护民族认同的关键因素。

一 中国纪录片的国际化进程与现状

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发端可追溯至1950年代，在“形象化政论”主导的创作理念下，中国纪录片更多地被认为是宣教作品而非文化产品。此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末。1979年8月，中央电视台和日本放送协会（NHK）合作拍摄《丝绸之路》，迈开了中国纪录片走向国际的步伐。此后，中央电视台又相继与日本媒体合作拍摄了《话说长江》（1983年，25集）、《黄河》（1985年，30集）、《望长城》（1991年，12集）等系列纪录片。这一时期“阶级斗争虽然已不再被提及，但意识形态作用仍笼罩着传媒”，1980年代是“政治权力话语主导下的合作表演”。^[3]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在经历了合作拍摄的全面学习之后，中国纪录片进入自觉的国际化阶段。“当时所谓的国际化，主要是在创作理念方面要学习国际上的纪录片观念、语言、手法和风格等等，使缺少生气的中国纪录片在观念和形态上有一个改变，同时便于拿出去与国际同行进行交流。……成为中国纪录片的一个黄金时期”。^[4]当时有众多纪录片获得国际大奖，成为经典。如《藏北人家》（1991年，王海兵，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大奖”）、《沙与海》（1991年，康健宁、高国栋，第28届亚洲广播电视联盟奖）、《最后的山神》（1993年，孙曾田，亚洲广播电视联盟大奖）、《两个孤儿的故事》（1993年，高国栋，日本福冈亚洲电影电视节纪录大奖）、《八廓南街16号》（1996年，段锦川，法国真实电影节大奖）、《神鹿啊，我们的神鹿》（1997年，孙曾田，获爱沙尼亚国际影视人类学电影节大奖）、《三节草》（1997年，梁碧波，第20届法国真实电影节特别奖）、《海选》（1999年，胡劲草，蒙特卡罗国际电视节银奖）等。2000年以后，虽然仍有个别中国纪录片获得国际奖项（如2000年朱传明的《北京弹匠》获山形国际纪录片节亚洲新人奖，2002年贾樟柯的《公共场合》获法国马赛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大奖，仲华的《今年冬天》获第13届法国马赛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佳导演处女作奖”等），但总体上，“这种势头并没有保持多久，而是逐渐地减弱。事实上，我们的纪录片不仅在国际舞台上始终缺乏整体的竞争力，而且在国内也没有真正形成像电视台其他类型节目的那种气候。”^[4]

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每年中国各级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中，来自境外的纪录片总时长达到了1.5万～2万小时，而国产纪录片总量只有区区1000小时。^[5]2010年，中国国际总公司海外纪录片销售金额在国际节目销售金额中占比6%左右，比2009年的23%下滑了17个百分点，^[6]对外传播的中国题材纪录片仅155部，传播地区分布为：中国港澳台3部、东北亚60部、东南亚5部、北美110部、欧洲117部、非洲11部、澳洲1部。^[7]

数据表明，中国引进纪录片和输出纪录片比例严重失衡，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关乎国家整体文化战略的重大问题。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总编辑、宣传管理司司长金德龙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