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汽车社会带来的文明挑战

汽车社会（Auto Society）是工业社会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轿车大规模进入家庭后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日本进入汽车普及年代后，发生了大量不同于以往时代的现象，人际关系急剧变化，社会节奏明显加快，日本专家将这种汽车普及带来的新的社会形态命名为汽车社会。在汽车社会里，汽车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更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扩展和精神活动的延伸。

从发展趋势看，汽车正快速进入中国城镇地区，驶向汽车社会的城市梯队已经形成。对于一只脚已经迈入汽车社会的中国城市，我们看到的却往往是某种现代性带来的矛盾。一方面，汽车突破了距离对人类的限制，改变了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被视为自由生活的象征；另一方面，汽车数量增长所带来的拥堵、能耗、环境、安全等问题，也被看作是“都市病”的典型征兆。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加快建设，我国的公路基础设施，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不仅不输给西方发达国家，某些方面甚至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在硬件设施上我们上去了，可从现实情况看，我国的人均汽车拥有量远低于发达国家，但城市交通拥堵状况比国外严重，交通事故也比国外多。

在拥堵和交通事故背后有车辆增长迅速的原因，也有很多人抱怨的相关政策问题及相关部门的管理缺陷。然而，很多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都是直接源于不文明的驾驶习惯。凭借庞大消费群体而跨入汽车大国门槛的中国，也正经历一场由于机动车数量激增、用车不文明导致的群体性“癫狂”。

第一次站在汽车社会门前的中国人，通常看到的是这番景象：十字路口，汽车、行人无视交通信号灯，我行我素，红绿灯的警示作用成了“仅供参考”；交通要道，各种车辆胡乱横行，无提示的随意并线串道，导致事故频发；在环路出入口，众多车辆竞相“加塞”，挤作一团，无法按顺序进出；在胡同小路，车辆沿街随意停放，双向车道变成了单行道，道路上停满车辆，四车道变成双车道……

据了解，交通拥堵有1/3来自不文明行车。有关部门测算，北京市每天因堵车造成的社会成本达4000万元，相当于每年损失146亿元。^[1]我们可以算一笔账，如果京城所有车主都文明行车，消除这个来源于不文明行车造成1/3的拥堵，每年至少可减少损失数十亿元。不文明行车不仅造成交通拥堵，也是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2009年7月28日发生在北京东五环的重大交通事故便是由于不文明的行车行为所引起的，最终造成7死1重伤、3辆车毁损的全国少见的恶性交通事故。

比拥堵和事故更令人关注的是，校车事件、出租车拒载，以及打砸日系车等由汽车引发的问题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这表明社会的法律、道德、文化在汽车社会的现实面前还显得准备不足。

（一）校车事件

2011年11月甘肃校车事件中，21人遇难，43人受伤；2011年12月12日，江苏首羡镇校车事件中造成车内23名学生伤亡；2011年12月12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事件中，一辆载有59名学生的校巴被一辆货车拦腰撞上，车上37名学生需要入院治疗。校车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孩子上学放学的接送问题让家长忧心忡忡。在《中国汽车社会蓝皮书》编委会2012年与中国汽车社会研究网联合对中国10城市市民开展的调研中，^[2]对于校车接送孩子上下学赞成的观点仍占主流，82.8%的城市居民赞成校车接送孩子上下学。

图1 赞成校车接送孩子的居民比例

（二）钓鱼岛事件与打砸日系车

2012年9月，因钓鱼岛事件北京、济南、青岛、广州、深圳、太原、杭州等10多个城市均有规模不一的群众聚集、游行，高喊抵制日货的口号，长沙、广州、西安、深圳等城市部分人以抗日、爱国的名义砸毁了街上近百辆普通市民的日系车，一时间日系车主人人自危，虽然事后砸毁日系车的犯罪分子已被依法逮捕，但仍然让人心有余悸，现在有15.5%的城市居民表示仍可能购买日系车。

图2 仍可能购买日系车的居民比例

（三）打车难，出租车拒载

出租车作为公众交通系统的一部分，自1978年在广州正式运营至今，行业规范和运营模式经历了多次改革。同时，各城市的出租车数量也大幅增加。然而，时至今日，许多人发现，出租车不那么好打了。早在2004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就发布过《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租车行业